經濟

損害公眾對政府信心的第三個原因是糟糕的經濟表現。在勝利後的頭幾個月裏，政府沒能推出並實施人民需要的有效的經濟和金融措施。正如許多作者指出的，這些措施包括穩定物價、抑制投機、防止經濟在由戰時轉變到和平時期而引起混亂。接收官員的行為使人們嚴重懷疑政府是否真像它自稱的那樣正直公正和關心人民的利益。政府在經濟領域的表現使得人們懷疑它是否在政治上也同樣無能。公眾將政府的公正和能力這兩個問題緊密地聯系了起來。無論怎麽看，政府無法消除戰爭結束引起的經濟混亂都是因為它未能有效地監管接收官員的行為。

西南地區的問題

由於戰爭結束，內地的戰時工業變得無利可圖，遭受了沉重的打擊。人們原以為政府會將接收的敵偽企業補償給經營這些戰時工業的工廠主和商人。如果是這樣，日本占領區的工業基地就能夠吸納已經十分蕭條的內地地區的管理和生產資源；政府也能夠給予追隨自己來到西南內地的工業界人士相應的獎勵，作為對他們忠誠的回報。但與此相反，政府只是縱容官員、奸商和官僚資本家大肆侵占日占區的工業資產，完全忘記了原先支持自己的民族資本家。

這場爭論的焦點人物是那些在日本人入侵後，將企業留在上海和其他地方，跟隨政府來到內地的中小工業家。在整個戰爭期間，他們用自己所能得到的最少的資源發展起了戰時的工業基地，為政府控制的地區提供支持。他們的企業受限於原材料和資金的缺乏、劣質的裝備和技術、生產能力不足和運輸困難等許多因素。由於許多企業家在履行人們通常所說的愛國責任時，已經蒙受了巨大的經濟損失，因此他們期望——政府的確也曾答應過他們——一旦戰爭結束後，政府能以某種形式的補償回報他們的忠誠。

日本投降後，政府的所作所為很快讓人們懷疑它是否忘記了中小企業在戰爭期間提供的政治和經濟上的幫助。在重慶，有流言聲稱，某些身居高位的官員對戰爭期間日占區的工業所遭受的困難表示了極大的關注。戰時首都的工業領袖們感到事情似乎出了差錯，他們發布了一份公開聲明，要求將所有敵偽工廠移交給那些跟隨政府來到西南地區的企業家。他們還要求政府讓他們參與敵偽工廠最初的接收和此後的管理。[72]

對於西南地區的許多中小工業來說，能否獲得日偽資產很快就成了一個事關生存的問題。到9月中旬，西南地區的工業經濟已經瀕臨崩潰。經濟惡化的跡象十分明顯：需求下降、商品價格大幅下跌、流動資金短缺、工廠倒閉、破產的案件大量增加。日本投降後不到一個月，重慶的金價就從每盎司20萬元（法幣）下跌到4.8萬元，羊毛的價格從每擔11萬元下降到3萬元，桐油的價格從每桶7萬元下降到1.7萬元。其他商品的價格也有類似的下降。[73]商品價格的大幅下跌對投機者和合法的企業家造成了同樣嚴重的打擊，因為投資黃金和大宗商品是人們抵禦戰時通貨膨脹風險的最常見的手段。

但是，盡管商品價格大幅下降，仍很少有人購買。西南地區的許多工廠是為了滿足戰時的需要而建立的，這些工廠的生存幾乎完全依靠戰爭生產委員會的訂單。在8月中旬，當訂單減少或取消後，這些工廠不得不停止生產。到9月中旬，西南地區一家戰時主要的鋼鐵廠關停了大部分設備。國營的重慶鋼鐵廠在9月底幾乎完全停工。與此同時，有報道稱四川紗廠由於缺少原棉而被迫停產。雖然湖北和陜西的棉花獲得了豐收，但由於運輸條件的糟糕，新的棉花無法抵達四川。據估計，在光復地區，有10萬擔敵偽棉花封存在倉庫裏，因為沒能及時轉移，這些棉花全被凍壞了。即使這些棉花以後被運往內地，它們也無法使用了。[74]和其他商業企業一樣，重慶大部分小型的煙草廠也被迫關閉了。

根據中華工業聯合會雲南分會1945年11月的統計數據，昆明市77個工業企業中的37個已經關閉，沒有關閉的企業也縮小了生產規模。到1946年2月，據估計昆明有90%的工業企業完全停產。[75]

由於國民黨政府沒有承認中小企業家的“愛國貢獻”並給予他們應有的回報，共產黨看到了獲取政治資本的大好機會。共產黨立刻發布了一項聲明，支持重慶工業界的訴求，並要求救濟失業工人。[76]政府的確宣布了一項50億美元貸款的工業救助計劃，但這個數字甚至不能滿足重慶附近的工業和礦業的需求。

倉促成立的“四川工業復興協會”向中央政府提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政府立刻向全省的農業、工業、商業、礦業以及金融業企業提供切實有效的援助。[77]人們普遍認為，即使政府滿足了這些要求，也不過是一種權宜之計，因為政府不可能無限期地支持西南地區缺乏競爭力的企業，應該尋求一種更根本的解決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