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勝者與戰敗者

無論出於怎樣的道德理由，抗戰勝利後，公眾普遍要求國民黨政府取消那些曾與日本支持的偽政權積極合作過的中國人的政治和軍事權力，並給予他們應有的懲罰。政府之所以遲遲不願采取行動，主要是因為在日本投降後，它要依靠日本人和漢奸（人們這樣稱呼那些與日本合作的中國人）來維持日占區的“法律和秩序”。當時政府主要擔心的並不是市民動亂，而是中國共產黨構成的更具體的威脅。政府缺乏充足的運輸工具將足夠數量的國民黨軍隊、維持和平的機關和行政人員立刻送到日本人占領的廣闊地區裏。國民黨很快發現自己正和共產黨進行一場搶先接管長江以北日占區的競爭。國民政府的總部設在中國西南，在這一競爭中處於明顯的不利地位，因為共產黨早已經控制了華北的大部分農村地區。

不僅如此，有人指責政府對日本最後的投降幾乎毫無準備，也沒有為此制定相應的計劃。還有傳言說，國民黨在內部的軍事建設上也存在著派系之爭，蔣介石不信任那些沒有向他個人效忠的指揮官。因此，在日本投降後的關鍵幾周裏，蔣介石無法有效地調動他的軍隊，從而獲取最大的優勢。無論如何，蔣介石在這一時期的主要目標是重建和加強自己的力量，盡可能摧毀他的政治對手在各地的基地。除了共產黨，蔣的對手還包括雲南省的龍雲和東北的張氏家族。因此，蔣介石願意與任何能夠幫助他實現這一目標的人結盟，只要他們不對他的權力構成直接的威脅。例如，在東北，國民黨政府被迫與前偽政府成員合作，因為他們幾乎是蔣唯一可以依靠的、既不支持共產黨也不支持舊軍閥張作霖的兒子張學良的政治勢力。[6]

8月23日，國民黨與日本人公開“合作”。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將軍向日本中國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大將發布命令，命令規定，日本軍隊必須有效地防守住他們原先占領的地區，保持交通線的通暢，等待國民黨軍隊前來接收。日本人還要負責收回那些最近被“非正規部隊”（即共產黨）奪取的地區。根據這一命令，日本軍隊和偽軍采取了一系列針對共產黨的軍事行動。

盡管蔣介石於1945年8月11日下達了命令，要求共產黨軍隊在收到進一步指令之前，必須停留在他們現在所處的位置上，但共產黨堅稱，他們有權接受敵軍的投降。根據8月10日和11日延安發出的指令，為了迫使日本人投降，共產黨軍隊對日本人控制的關鍵據點和重要交通線發起了大規模的總攻。當何應欽將軍在8月23日向岡村寧次下達命令時，共產黨正在從日本人手中接管張家口市。從8月下旬到9月底，共產黨軍隊和日軍以及偽軍之間的戰鬥，據報道超過了100次。日軍和偽軍成功地從共產黨手中收回了安徽、河南、河北、江蘇、山西、山東以及綏遠的20余個城鎮。[7]按照何應欽的說法，到11月底，仍有10萬日軍駐守在山西、察哈爾、河北這3個省。[8]

如果政府對盡快在光復地區重塑自身威信的政治重要性有更清醒的認識，采取這種利用敵人的軍隊的方式引起的爭議或許會少一些。相反，國民黨政府毫無必要地把權力交給聲名狼藉的“漢奸政權”，從而損害了自身的聲望和地位。其結果是，很長一段時間裏，在國民黨政府的授權下，日偽仍是他們所在地區的實際管理者。《大公報》認為國民黨最高當局要為此負責，並有些尖刻地將這種代管稱為“先簽署投降協定，再接管政府”。[9]

共產黨的媒體充分利用這一情況，它們特別提出質疑：在光復地區，為什麽仍然由偽政府官員，而不是國民黨政府官員發布公告？為什麽在偽政府中身居高位的叛國者被國民黨授予同樣的官職？《新華日報》質問道：為什麽像偽上海市長周佛海這樣的漢奸以及南京的偽軍總司令可以發布本來應該由重慶發布的命令？[10]

第一批抵達南京——汪精衛傀儡政權的“首都”——的報社記者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除了能在街上看到少數幾個中國士兵以及偶爾有美國運輸機到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南京已經解放了……，岡村寧次仍然在外交部大樓裏辦公。日本憲兵還駐留在前司法院的樓房裏。到處都有日本哨兵站崗，他們受命維持和平和保護日僑……”[11]另一個記者在一個星期後報道了類似的情況。他還寫道，直到9月4日，南京的報紙仍要接受日本特工的檢查。城市的所有地方都能看到傀儡政權貼出的海報和標語，其中最常見的是“和平救國”的口號。[12]據報道，其他城市也有類似的情況。

此外，重慶的報紙很快開始報道前傀儡政府官員能夠十分容易地重新變成國民黨員。許多偽政權官員只要在辦公室外掛一塊新的招牌，就可以完成這一轉變了。民眾要求對前傀儡政府官員進行某種形式的懲罰或道德制裁，禁止他們擔任公職。政府在官方聲明中對此表示支持，但實際的做法卻大相徑庭。有報道稱，前傀儡政府中的一些高官被允許逃往日本，許多職位較低的官員則忙著和駐南京的國軍先遣司令部裏的國民黨特派員——國民黨政府還都的第一批官方代表——拉關系。《大公報》在9月9日寫道：“在中國，不管發生什麽，總是有同一批職業官僚。他們互相勾結，形成了一個利益團體，幾乎沒有人能夠分化他們。雖然在日本投降前，南京傀儡報紙的編輯們還在賣力地鼓吹‘大東亞共榮圈’和‘和平救國’的政策，但現在，這些敏感的報業人士正忙著更換外套，他們和重慶的報紙互相呼應，唱起了同一個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