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言（第2/2頁）

然而，在研究不同形式和風格的政治時，我們不一定要使用同樣的假定。特別當政治競爭者是一個共產主義政黨，並試圖用暴力推翻現有政權時，我們尤其應避免拘泥於上述概念。的確，如果有人試圖對任何社會的這樣一段歷史進行政治分析，無異於將自己置於人們批評和質疑的“風暴眼”中。我們似乎不應將政治合法性看作一種固有的組織和“程序”模式的結果，並把它當作一種為人們普遍接受的政治行為的準則。這些模式和準則不僅被質疑，而且受到了有力的挑戰。在這裏，更重要的問題無疑是這種挑戰本身的性質以及讓這種挑戰變成可能的條件。這些條件的形成可以追溯到過去。但是在當前，政治競爭者一定會采取組織和程序的方法，充分利用這些條件。

但這種方法也不足以應付來自於斯大林模式的組織和控制——西方學術界中有關共產黨領導的革命運動的另一個常見的主題——的挑戰。這一假設為人們的分析帶來許多困難，其中最明顯的一個例子包含在人們對“南越民族解放陣線”[4]的研究中。這本著作描述了在1954—1963年間，吳庭艷政權是怎樣招致南越社會幾乎所有人的痛恨以及當吳的威信喪失殆盡後，這個政權是如何垮台的。作者按照時間次序記錄了吳庭艷政權逐步失去各社會團體支持的過程，並得出結論：“你可以親眼看到整個社會結構是如何從最薄弱的地方開始撕裂的。”[5]然而這本書余下的部分在描述“民族解放陣線”這一時期形成的組織技巧時，對吳政權所處的社會環境——有一章專門介紹這部分內容——並沒有給予應有的重視。作者認為只有真正對社會不滿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組織，並這樣寫道：“‘民族解放陣線’正好相反。它剛形成時就已經成熟了，它需要補充的只是細節。它的政策並不真正代表不滿的群眾，更像是事後想起而臨時添加的應急產品。”[6]

這種“對社會不滿的人才能建立真正的革命組織”的論斷產生了超越學術討論範疇的影響。它讓人們重新關注美國沒能阻止共產主義在中國勝利的原因。就更大範圍而言，人們不僅利用這一觀點證明美國應該參加越戰，並且試圖用這一觀點來解釋美國在越南的失敗。盡管如此，現在看來，軍事幹預的政治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人們想要更深入地研究政治組織和政治議題之間的關系以及政治競爭者和民眾之間的關系的動機也是十分明顯的。

一位學者在詳述馬基雅維利對於想要獲得和保住權力的有野心的統治者提出建議時寫道：

首先，新的統治者必須為國家提供更多的安全保障，他本人能夠取代舊的統治者就充分地說明了這一點的重要性。他必須采取比前任政府更有力和有效的措施，從而讓民眾感到更安全。被取代的前政權很少能夠做到這些。……在這種情況下，民意的指向很容易發生改變。對原來政府的忠誠瓦解了，……民眾開始尋找能為他們提供更多的安全、和平以及更好的法律的新的權威。[7]

這一研究試圖確定國民黨或國家主義政黨在執政的末期是否真的，或在多大程度上“缺乏權威”。與此相對的，該研究的第二個目標是確定共產黨在奪取政治權力後，在多大程度上贏得了民眾的支持和忠誠。中國共產黨的統治是否真正被人們所擁戴，或者他們只是國民黨犯下的錯誤和日本人暴行的受益者。

[1]中國歷史學家把1945—1949年稱作“解放戰爭時期”或“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第一次和第二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分別是1924—1927年和1927—1937年。

[2]這其中最有名的作品有：鮑大可的《共產黨接管前夕的中國》、傑克·貝爾登（Jack Belden）的《中國震撼世界》、德克·博迪（Derk Bodde）的《北京日記：革命的一年（1948—1949）》、韓丁（William Hinton）的《翻身：中國一個村莊的革命紀實》以及約翰·F．梅爾比（John F. Melby）的《天命：中國內戰錄（1945—1949）》。詳細書目可參閱本書最後的參考文獻。

[3]見沃倫·F．伊爾奇曼（Warren F. Ilchman）和諾曼·托馬斯·烏普霍夫（Norman Thomas Uphoff）的《變化中的政治經濟》以及他們引用的資料。

[4]道格拉斯·派克（Douglas Pike）：《越南共產黨：南越民族解放陣線的組織和技巧》，劍橋：麻省理工學院出版社，1966年。

[5]參見此處，第73頁。

[6]同上，第76頁。

[7]查爾斯·W．亨德爾（Charles W. Hendel）：《有關權威本質的探討》，見卡爾·J．弗裏德裏希（Carl J. Friedrich）編《權威》，劍橋：哈佛大學出版社，1958年，第10—1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