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初識德國

我在哥廷根的第一個住所，位於北郊雪松路。住地旁有一個小教堂，小教堂一側是一所小學，另一側是一片安靜肅穆的墓地，裏面種了很多花，像一個花園，周末我常去那裏散步。每到周末，尤其是天氣晴好的周末，總有許多人、主要是老人（尤其是老太太）去那裏祭掃，他們把墓地收拾得幹幹凈凈。

起初我只是把那片墓地當作花園，但過了不久，當我偶然留意那一座座墓碑時，心情變得沉重起來。原來，安息在這裏的大多是“二戰”期間陣亡的士兵。戰爭結束已近40年，按年齡判斷，掃墓的老太太應該是陣亡者的妻子或者姐妹，少數甚至可能是他們的母親。中國有清明節掃墓的習俗，而這裏的許多老人，幾乎我每次去都能遇到，看來給親人掃墓已經成為她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後來才知道，由於戰爭期間大量青壯年男子死亡，戰後德國成年男女比例嚴重失衡，許多失去丈夫的婦女一直過著獨身生活，到墓地祭掃，不啻與親人“對話”。三十多年過去，歲月在她們臉上刻下了深深的印痕，但戰爭在她們心靈刻下的傷痕一定更深。

德國中學歷史教科書中的一張“老照片”：當火車載著從戰俘營回家的人駛進車站的時候，婦女們舉著失蹤親人的照片詢問：“有誰認識他嗎？”“他還活著嗎？”但是，她們大多數都沒能得到回答。

這些婦女是不幸的，戰爭年代和她們相伴的孩子，難免也要經歷苦難的童年，1998—2005年擔任聯邦德國總理的格哈德·施羅德（Gerhard Schröder，1944—）便是一個例子。1944年4月7日，施羅德出生在離哥廷根不遠的小村子莫森貝格。未及半歲，施羅德的父親，一位德軍“代理班長”就在羅馬尼亞前線做了納粹炮灰。他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兒子長什麽樣，兒子也從未見過父親。施羅德13歲學會開拖拉機，下地幫母親幹活，14歲輟學當學徒，17歲到哥廷根，白天打工，晚上讀夜校。一般19歲就能完成的完全中學學業，他22歲才完成。

一個把災難強加給別人的民族，自己也只能是不幸的。

哥廷根城周圍都是樹林，樹林裏有一些木頭長凳，散步的人累了可以坐在那裏休息。星期天我常常出外遠足，有一次坐在長凳上休息，剛好來了一位老先生，大概也走累了，他點點頭坐在我身旁。我們有過一段短暫的交談，但那次交談卻讓我知道了許多書本不會告訴我的事情。老人告訴我，在德國，人們看到的許多“二戰”士兵墓其實都是衣冠冢，親人埋葬的只能是逝者的衣帽、生前常用物品。當年客死異鄉，成為“身死魂孤骨不收”望鄉鬼的德國兵，恐怕不少。2004年夏天，時任德國總理的施羅德到羅馬尼亞訪問，專門祭掃了他父親的墳墓。他和母親在家鄉祭掃的父親的墳墓，恐怕也只是座空墳。

即便是“空穴墓”，如果有親人祭掃，也要算幸運的了。在哥廷根西郊一個公墓裏，有一大片排列整齊的“二戰”陣亡士兵墓，墓碑樣式統一，讓人覺得它們還像當年的士兵那樣排著隊列。這是一些無主的墳墓，沒有人知道亡靈的親人在哪裏，是否還在人世，還是和他們一樣也已葬在無主的墳墓裏面。

哥廷根西郊公墓裏“二戰”陣亡士兵墓（戴問天攝，1982年）

哥廷根與德國其他的城市還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差別——它是一座享譽世界的大學城。當年拿破侖的鐵蹄踏遍歐洲大陸的時候，他曾說過：“哥廷根屬於整個文明世界。”有傳言說：當年希特勒德國與丘吉爾領導的英國曾經達成默契，德國不轟炸英國的牛津與劍橋，英國也不轟炸德國的哥廷根和海德堡。不管傳說是否屬實，事實是這四座大學城的確都在那次大戰中奇跡般地保存下來，損毀甚少。相應地，哥廷根平民的傷亡也就遠比其他城市少。季羨林先生《留德十年》有一節題為“大轟炸”，講的是他在哥廷根挨轟炸的經歷：

有一夜英國飛機光臨了，我根本無動於衷，擁被高臥。後來聽到炸彈聲就在不遠處，樓頂上的窗子已被震碎，我一看不妙，連忙狼狽下樓，鉆入地下室裏。心裏自己念叨著：以後要多加小心了。

不過他也承認：“哥廷根總共被炸過兩次，都是極小規模的，鋪地毯的光榮沒有享受到。”德國其他城市就沒有這樣幸運了。戰後季先生到了離哥廷根不遠的下薩克森州首府漢諾威，才真正知道“大轟炸”是什麽樣子：

我真正大吃一驚：這還算是一座城巿嗎？盡管從遠處看，仍然高樓林立；但是，走近一看，卻只見廢墟。剩下沒有倒的一些斷壁殘垣，看上去就像是古羅馬留下的鬥獸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