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史》的主要內容（第4/7頁）

公元前425年夏，克裏昂主張派艦隊再攻伯羅奔尼撒，由德摩斯提尼（Demosthenes）擔任指揮官。艦隊駛抵伯羅奔尼撒半島西南沿海的派羅斯（Pylos），占領這個重要海港，隨即著手修築防禦工事；同時，鼓動大批黑勞士叛逃，給斯巴達人造成很大壓力。斯巴達人企圖奪回派羅斯，未獲成功，便派兵搶占派羅斯南邊的斯法克特裏亞（Sphacteria）島，與雅典人繼續較量。斯巴達人多次試圖登陸，攻占雅典要塞，均遭失敗；而斯法克特裏亞島上的駐軍，在雅典人的圍困下，食物不濟，形勢緊急。斯巴達人派使者前往雅典議和，遭到拒絕。

這時候，占據派羅斯、圍困斯法克特裏亞的雅典軍隊也遇到了困難，他們的糧食和飲水不足；對海島的圍困也並沒有迫使敵人投降，因為斯巴達人占據地利，他們用重賞黑勞士的辦法讓這些人冒死潛水，將食物偷運到島上。斯巴達人異常頑強，寧死不降，雅典人感覺有些無計可施了。同時，在雅典國內，主戰的克裏昂招致嚴厲批評。批評最力者當屬尼基阿斯，他采取激將法，使克裏昂親赴前線作戰，不要把失利的責任都推給別人。克裏昂放出狂言，說不出20日，他定將被圍的斯巴達人統統活捉到雅典來。

克裏昂只帶了少量士兵奔赴前線，與德摩斯提尼會合。一個偶然事件改變了戰局。島上的斯巴達士兵在引火燒飯時不慎引起全島的山火，之前隱藏在密林中的斯巴達人顯露無遺，島上的兵力部署一清二楚。隨後，在派羅斯的決戰中，雅典占了優勢。雅典軍登島後，由於山路崎嶇，雅典使用石頭、弩箭、標槍的輕裝兵，比斯巴達手持盾牌、長矛的重裝兵要靈活些。美塞尼亞人一名頭目向雅典人獻計，請求克裏昂和德摩斯提尼給他一支小分隊，可繞道敵後，前後夾擊。他們采納了他的建議，終於迫使斯巴達人繳械投降。渡海到斯法克特裏亞島的將士總共420名，被俘到雅典去的就有292名，其中有不少是斯巴達貴族。這是開戰以來斯巴達人所經歷的最大一次失敗。克裏昂率軍押著俘虜凱旋。

隨後，在斯巴達方面，伯拉西達大膽地提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具體舉措是，出兵到愛琴海北岸，與反雅典的馬其頓聯合，鼓動當地雅典屬邦反叛。公元前424年，伯拉西達親率1700名精銳重裝步兵，縱貫希臘大陸，順利穿過色薩利（Thessaly），來到卡爾基狄克半島，這是一次大膽的遠征。在馬其頓國王的支援下，伯拉西達軟硬兼施，挑唆雅典屬邦反叛，收效顯著。修昔底德率艦隊馳援不及，雅典帝國痛失戰略重地安菲波裏斯。

公元前423年，斯巴達和雅典訂立了一年休戰和約，雙方實際上都在爭取喘息之機。伯拉西達派人去斯巴達，請求增派援兵，卻並未得到回應；斯巴達當權者甚至更關心那些仍被羈押在雅典的俘虜。公元前422年，休戰期滿，克裏昂率雅典1200名重裝步兵、300名騎兵以及同盟者的軍隊，開赴安菲波裏斯，準備與伯拉西達決戰。雙方在安菲波裏斯附近激戰，雅典方面損失約600人，主將克裏昂陣亡；斯巴達方面僅戰死7人，但主將伯拉西達重傷致死。

兩國主戰人物雙雙陣亡後，斯巴達國王普雷斯托阿納克斯（Pleistoanax）和尼基阿斯分別代表兩國訂立條約。其一為“和平條約”（V. 19），其二為“同盟條約”（V. 23），兩項條約有效期均為50年，由雙方各派17人參加簽署並莊嚴宣誓。公元前421年春訂立條約時，雙方開戰正好滿10年。“十年戰爭”以“尼基阿斯和約”的簽署而告結束。

（三）遠征西西裏

經過這“十年戰爭”，雙方的金錢、財富消耗極大，生產、生活秩序受到嚴重破壞。在這種局勢下，想通過一紙和約而恢復到戰前狀態，恐怕只是一句空話。兩強爭霸的局面並無任何改變，雙方締結和約，實際上都想通過休戰，稍作喘息，準備再戰。

其時，雅典主戰的代表人物是阿爾基比阿德斯（Alcibiades，又譯亞基比德）。他才華橫溢，儀表堂堂，但野心勃勃，缺乏政治原則，常常將個人利益置於城邦利益之上。尼基阿斯才能出眾，性情溫和，處事穩健，是主和派的核心人物。

斯巴達和雅典締結和約六年多的時間裏，雖沒有發生正面沖突，但並非就此偃旗息鼓，因為導致這場戰爭的深刻的政治和經濟原因並未消除。在此期間，各方外交活動頻繁，形勢仍處於劍拔弩張的狀態。

以尼基阿斯為首的主和派，力主與斯巴達和好，卻未能獲得公民大會的信任。其實，雅典人早已覬覦古代“糧倉”西西裏島和“大希臘”（意大利半島南部希臘人殖民區域）地區；認為占領這片區域之後，便可以與北非的迦太基人爭雄，進而將其勢力範圍擴展到整個地中海，制服斯巴達人及其同盟者似乎只是時間問題了。這種一廂情願的如意算盤，卻成為某些雅典人特別是年輕人的夢想。所以，在公民大會上就西西裏遠征計劃進行辯論時，行事謹慎的尼基阿斯力圖阻止這次冒險，指控阿爾基比阿德斯為個人的貪婪和野心，不惜把邦國拖入巨大危險之中。而阿爾基比阿德斯則作了辯解。他認為，如果雅典不設法征服新的土地，自己就有受制於人的危險；他還說，城邦和其他任何東西一樣，不能長期保持在靜止狀態中，只有在戰鬥中，才會經常取得新的經驗。總之，雅典社會已形成一邊倒的輿論，就是有人反對這樣的冒險，也不敢說出來，生怕別人說他們不愛國（VI. 8—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