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四 抗戰一年之前因與後果

（一）前因

一個民族遭了打擊，能反躬自省，舉出自己的弱點，本是極好的事。但二三十年來士大夫階級的種種悲觀論調卻另有兩種卑劣的心理，一是自己擡轎——把人家罵得一錢不值，以表示他自己的了不得；一是自己諉過——什麽事做不動都是人家不好，從罵老百姓起，一直罵到他自己的祖宗。如果將這一種悲觀論集合起來，那是華族早就十足地具備了亡國資格，而現在鐵的事實現在眼前，這抗戰一年，竟可說是歷史上的奇跡與突變。

反之，樂觀論者也不可以將這抗戰一年的事實看得太輕松，前方的血，後方的汗，一點一滴地流出來，這不是單靠著幾場演說、幾本小冊子、幾張圖畫所能做得到的。它必定更有一個更大的原動，有了這個原動，才能前仆後繼地死而無悔，早作夜思地勞而不怨。

我如今想把這奇跡的原動舉出來，以增強我國民的自信力，而且至少使現在的教育家與教授們對於中國歷史有一個研究的指針，使國民對於自己個個有自信。這次抗戰是一二千年以前下的種子，經過了種種的培養，到現在才正當地發了芽，開了花，而將來還要結著世界上未曾有的美果。

我要把中國歷史分成三個大時期，每一個時期有一個特別的注意點——就是文化發達的特別主流。此後歷史教材應當向這主流方向研究出來才有用。照這個主流來看，這三大時期有繼續不斷的燦爛的光榮，而且這個光榮以前並未毀滅，將來更會發展。絕不像悲觀論者那樣腐敗化、老衰化，如今且說個大概。

第一期從周族開辟中原，到秦漢的統一中國。這時代是華族完成自己文化時期，這個時期已經下了兩顆種子：一是同化力，一是抵抗力。它的工具是當時發明的井田封建。封建就是殖民，篳路藍縷，以啟山林，是取攻勢的；井田就是荒墾，九家相保，出入扶持，是取守勢的。這兩個力——同化抵抗，攻勢與守勢——如同車之兩輪，鳥之兩翼，互相地補助著它的自身的發展，演繹出來。長城是象征著守勢，象征著抵抗；運河是象征著攻勢（交通為攻勢要具），象征著同化。

這個大文化完成中間，還有一件世界沒有發現的妙處就是文化的攻勢（就是同化），武力的守勢（就是抵抗）。我們取攻勢，用不著殺人；我們取守勢卻能拼命。因為我們是大平原的文化，地廣人稀，我們盡有讓他種人發達的雅量，不像歐洲希臘那樣的一塊小土地，非你死我活拼命不可。文化攻勢的意義並它發展的形容詞，古書裏還可以尋出幾句來，如同舞幹戚而服有苗，用夏變夷等，至於《尚書》裏“黎民於變時雍”，“禮失而求諸野”，《中庸》裏“舟車所至，人力所通，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形容得那麽偉大於武力的守勢，那老實不客氣的拼命。孔子說的“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孟子說的“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而民弗去，是則可為也（效死而民不去是做得到的）”。

一個文化完成之後，如其不加鍛煉，還是要沉淪，要衰老，要滅亡。天幸的鍛煉的機會來了，於是轉入歷史的第二期。

第二期從漢末張騫開西域起，到宋末文信國成仁為止——這是養成我們同化力的時機。許多歷史家把五胡亂華純粹看成華族被異種人壓服之始，這是大錯特錯的。我要問：為什麽五胡搗亂開始第一個人物他偏要姓劉？人家自發地正正堂堂入了我們的國籍，我們為什麽要認他是外國人？老實說罷，我們早就胡化了，拉的是胡琴，坐的是胡床，吃的是胡桃、西瓜，豈止胡化，還要印度化哩。頭上飛機在那裏轉，不識字的農村老太太還念一句“阿彌陀佛”！

這個時期，又表明了一件世界沒有而華族特有的妙處，就是我們自己有文化，而同時能誠意地接受外來文化。現代的歐洲人本來自己沒有文化，所以第一期的希伯來化，第二期的希臘化，能順利地進行，如今兩希還鬧不清楚。中國不然，所以到唐代形成了一個無比的偉大國家，無上的進步文化，如今還遺留下唐律與唐詩。

因為同化力的意義，一方在發展自己的固有，一方又要能接受外來的新事物。我們看六朝到唐的中葉，一群發瘋似的留學生，冒著性命的危險，向印度出發，表現著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攻擊精神，他們只希求內心之滿足，並無絲毫升官發財的念頭，而社會上也為這勇敢高潔的人格所感動，作我們鄰居的理論整個地在中國植下根基，到今天我們西邊的老親戚（蒙藏）還可以有一脈相連的關系，不至於反目！

在這個同化力養成的時候，抵抗力並不因此而喪失。這就是民族南遷逐步地開發了長江南部，漸漸地遇見了世界交通的海。如今廣東、福建的語言還保存著古代的音節，這就是證據。不過在這一段鍛煉中間發現了一個原則，抵抗力不可誤用。就是說，抵抗力用在文化方面是無用的。韓歐的文章，盡管可以為古文的模範，但是《原道》也罷，《本論》也罷，打消不了民間的一句佛。而這時代不像歐洲人那樣沒出息，鬧成三十年的宗教戰爭，這就是華族特有的長點。同化力養成了，不過抵抗力沒有鍛煉，這也還不夠成為大器，上帝嘉惠我們，來幾個硬釘子碰碰，這就是：歷史的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