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錄二 抗戰的基本觀念

歐洲人以商業起家，他們的心理上有兩個基本點，一是現錢主義，一是計算主義。因為現錢主義，所以將來如何危險，他總是說：到那時候再說。這絕不是苟安心理，但今日今時如何最為有利，卻是他全副精神之所在。因為計算習慣，所以兩種數字的比較，可做一切計劃的根本。他們偏重物質元素，至於不可以數字計算的精神元素，總退居於背景裏。

我們來到歐洲，隨時給歐洲人說明我們抗戰到底的決心，他們表面上雖然承認，心理上總帶著懷疑。因此我就以中國人並軍事學問上的立場，在德法兩國軍事雜志上發表了一點學問方面的見解，想把他們的根本觀念廓清一下，現在把這篇漢文稿子寄到國內供國人參考。

我們中國人的思想有兩個基本點為西洋人所不易了解。第一點，是我們的樂觀態度，這樂觀並非眼前一時的享樂，而是悠久的長久的希望。我們對於歷史，終於五千年一回溯，三千年一綜括。在歐洲人看來，三五千年的老古董，學問上研究固屬有益，與實際的人生則不相幹，在新教育家看來，這徒然造成了時代的落伍。但中國人卻從這種歷史教育中養成了一種特性，在今日就發生了影響。中國人是：因為時代經過既久，社會變遷自多，所以他的歷史觀念是強者未必永久強，弱者未必永久弱，漢、唐、宋、明，曾經幾度的敗亡，但未來復興的一個模糊的希望始終湧現於國民的潛意識裏。王夫之、顧亭林在宗族失敗以後，仍是拼命著書，這種例子只有最近一位德國海塞爾（Hussel，胡塞爾）博士，在德國戰敗後重新把本國歷史敘述一遍，提倡一種樂觀精神，我覺得他的功效，比費希特的講演還重要些，但較之顧王，猶不能望其項背。這種悠久的樂觀態度，非今日物質文明、眼前享樂的人們所能明白。也許有人說現代的文化與從前不同，然而真正拿歷史的眼光來看，文化之所以為文化，就在其傳染性、發酵性。假如不化，就不得謂之文。所以文化這回事第一是敵我同化。蒙古人、滿洲人會騎馬，西洋人、日本人會用機器，但他騎馬我也能騎，他用機器我也可以用。假如說，我們機器武力不如人，所以絕不能取勝，那麽歷史上復國英雄，與革命志士起事的時候，弱國對抗強權的時候，武力與機器總是不如人，但終究獲得最後勝利，這是什麽原因？福煦將軍指揮了一千萬人以上的武力，握有全世界的補充，他卻說一句話：只有自認打了敗仗的人，才是真正打了敗仗。我們知道福煦將軍先有了這個根本信仰，然後英法美的武力才交給他。換句話說，因為法國人精神的堅決，所以物質才能從貧乏裏一天天充沛起來，武力才能從弱小裏一天天強大起來。

我們今天退出上海，但我們自信是勝利的；我們今天退出南京，我們也自認是勝利的。這種說法並不抽象，也不空洞，我們有真正的科學根據。須知我們是農業國家，並非工業國家，後者全部國力集中幾點，一個紐約可抵半個美國，一個大阪可抵半個日本。中國因為是農業國家，國力中心不在都會。敵人封鎖了內地隔絕的上海，只是一個死港，點綴著幾所新式房子的南京，只是幾所房子而已。它們與中國的抵抗力量，完全沒有影響。你們把南京比紐約、倫敦、巴黎、柏林，這就錯了。史丹法尼[1]他倒懂此心理，他說現在中國人人心頭有一個南京，日本空軍炸毀了幾座新式建築，並不算一回事。

第二點，便是我們的決心，是直覺的，不是計算的。毛奇[2]將軍有一句名言：先要算，後要斷。現在的歐洲軍官一天到晚只是算，平生難逢一次斷。但戰史的經驗告訴我們，平時的計算無論如何精密，到了戰時仍不可靠。毛奇將軍這句話的價值，就是把算和斷分為兩件事。斷的時候，就不能算。假如算定打勝仗，然後打仗，這種軍官就不能成其為軍官。

從世界的眼光看來，敵人的飛機有多少，武器有多少，我們只有多少，我們當然不能和日本打仗。但我們的國民，我們的領袖已經在計算中過了六年，現在不能計算，只能斷。我們現在的抗戰，便是我們的直覺，但這直覺已經過了一番計算的洗練。你們現在再用純粹計算的眼光來看我們這次抗戰，就是輕視我們斷然決然的意志。戰略家異口同聲說，戰爭目的在於屈服敵人的意志，屈服一個將軍的意志，使他放棄抵抗，這是可能的；屈服一個政府的意志，使他改變政策，這是可能的；但要屈服一個民族求生存求自由的意志，這在古今中外都是不可能的。就中日戰爭來說，抗戰乃我們民族決心的表現。蔣介石將軍的意志，便是我們民族意志的象征，若論日本能屈服中國民族的意志，這是沒有歷史的常識，若謂日本能屈服蔣介石將軍的意志，這是沒有人格的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