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八章 密支那之五

據守火車站的日軍，是日軍鐵道第5聯隊吉川部隊，配屬日軍第114聯隊直屬通信中隊，戰鬥力很強，他們依托工事和車站建築、機車庫負隅頑抗。

正是因為火車站一帶戰鬥的膠著，使背靠伊洛瓦底江的日軍面對遠征軍取得了一個極佳的正面支撐點。這裏對從西向東壓來的遠征軍來說，是日軍防線最中央的位置，將其拿下可以把密支那城區日軍切成兩段。這種誘惑無論對史迪威還是鄭洞國都是難以克制的，而日軍也深知此處一旦失守，整個密支那的防禦體系就將崩潰。所以，雙方不斷增兵，圍繞著日軍構築的堅固的“火車頭要塞”陣地，展開了激烈的攻防。

然而，盡管付出了重大代價，“火車頭要塞”陣地始終沒能拿下。這裏成為日軍防禦的典範，直到密支那戰役末期，面對兵員耗盡的日軍，中國遠征軍才終於將其攻克。

拿不下“火車頭要塞”，一個重要問題，出在遠征軍對進攻的組織上。國民黨軍在傳統上存在忽略將士生命，進攻時偵查不利，一味要求前線人員猛打猛沖，以“不怕死”來奪取敵軍陣地的做法。在現代化的攻防體系面前，這種作戰方法很難取得成果。

有一部同樣反映遠征軍反攻緬北戰役的紀實作品《戰場上的蒲公英》，描述了國民黨軍在進攻時的這種迷茫。當時，遠征軍第103師正在進攻松山日軍陣地：

“四周盡是些已死的和快死的人，不斷有人中彈倒地，死去的人無聲無息，受傷的人大聲地哭號。可軍官們卻不理睬那些傷者的哀嚎，只是急切地命令：‘上！快上！’蔡智誠（作品主人公，當時的一名新兵）看見王光煒（第103師前敵總指揮）和陳永思團長也從陡坡底下爬上來了，正督促著士兵繼續前進。

於是只好在恐怖中向前走。最可怕的是看不到敵人的位置——只瞧見身邊的人不斷地死去，卻不知道開槍的人在哪裏，那感覺真像是遇到了鬼一樣。

蔡智誠問：‘日本鬼子躲在什麽地方啊？’

‘他們在坑道裏，這裏看不見，走近些就能看見了，’遊湘江（連長，在本次戰鬥中陣亡）回答。

再走近些？這裏距離日軍陣地差不多有200米，再往前走還要被打死多少人？蔡智誠想起槍的射程只有40米，不由得暗暗叫苦，他覺得自己一定等不到和鬼子交火就死掉了……

再往前走，彈坑越來越多，死屍越來越多，敵人的槍彈也越來越密集，進攻的隊伍只能跳躍著、躲閃著，曲折前進。”

在這種情況不明的狀態下，對著機槍的密集火力發動進攻，效果和損失可想而知。而日軍作戰素質的確不可輕侮。抗戰勝利後，原國民黨軍預備第二師第6團團長方誠上校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寫成一本名叫《八年抗戰小史》的小冊子。該書於1946年在昆明出版，受到陳誠、李根源等國民黨元老的高度肯定，認為其有為這場戰爭總結經驗，明辨得失的作用，較為客觀。方誠用23條對比評析了中日兩軍當時在各個方面的不同。比較結果是，除“領袖英明”和“全民抗戰”兩條外，日軍竟有21條占優。例如第二條：“敵中級以上官佐，其戰術修養比我高一至二級，下級軍官比我高二至三級；至於士兵素質，我簡直不能與敵相比。”又如第13條：“獨立作戰精神；我軍一連有時尚不能獨立作戰，敵兵一班甚至一名，擔任搜索、掩護與阻擊時，常能發生很大效用。第一次南寧作戰，我軍追擊數師，因受敵一班掩護之兵力，而遲滯數小時前進。”結論：“就作用而言，敵兵可望以一當五、當十，我軍若無五倍十倍優於敵人，則不能殲敵……”

雙方綜合素養的差異的確較大，筆者認識的一位八路軍老戰士回憶，第一次和日軍作戰時，最令他驚異的是，日軍普通士兵也有的身上帶著照相機。

在印度經過美式訓練的遠征軍，大約是當時國民黨軍中的翹楚，但是短期的訓練仍然不足以彌補整體素質的不足，特別是軍官對戰場的適應速度和戰術調整能力。他們攻下了火車站周圍的各個陣地，只有“火車頭要塞”令人無可奈何。

打下密支那火車站之後，遠征軍的軍官才發現，原來那個“火車頭要塞”之所以頑強，固然和使用堅固的火車頭和鋼軌構築工事有關，但另一個重要原因竟然不在地面以上——在這個要塞的各個火力點之間，日軍都設有地下交通壕相連。在中美炮兵進行火力準備，用炮火轟擊日軍陣地時，大部分日軍都隱蔽在要塞以外，只有當遠征軍步兵發起攻擊時，他們才會從交通壕進入射擊陣地，實施阻擊。所以，中方炮火雖猛，日軍傷亡卻不大。而美軍顧問（因為采用美式裝備作戰，在密支那的遠征軍中，美軍顧問的作用和權力都很大）呆板的炮擊後沖鋒的戰術從不改變。據說，美軍直到沖繩戰役時，才第一次采用了不炮擊直接夜間偷襲的戰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