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變化（第3/8頁）

“你的意見？”

“阿爾土寧案已到盡頭。”少校答道：“還有六件事需要檢驗確定，但沒有一點重大突破的希望。”他停了一會兒，“同志……”

“說下去。”

“我相信這是一次巧合。我認為阿爾土寧只是一次單純的兇殺案的犧牲者，他在錯誤的時間上了錯誤的車廂。我沒有證據，但我感覺是這樣。”

瓦吐丁考慮他的話。一個二局官員說他辦的不是一件反間諜案，是需要不小道義勇氣的。

“你有多少把握？”

“我們不會有把握，上校同志，可是如果中央情報局搞這次謀殺，就該把屍體處理了——或者，如果他們要用他的死來保護一個地位高的間諜，為什麽不留下證據來暗示他完全是另一個案件？沒有假象留下，雖然這是留假證的好地方。”

“對，要是我們，就會那樣做的。好見解。無論如何，把你的線索全部調查清楚。”

“當然，上校同志。我想得四到六天。”

“還有別的嗎？”瓦吐丁問。大家搖頭，“很好，各人回科裏去吧，同志們。”

瑪麗·帕特·弗利心想，她要在冰球賽場上去完成這項工作。紅衣主教經一個從投幣電話打來的錯號電話的提醒，會到那裏去的。她親自去作傳遞。她的坤包裏有三個膠卷，一次握手就能做到。她的兒子在少年冰球隊打球，費利托夫的侄孫也在那裏，而她每次賽球總是要去的。她要是不去，倒不正常了，而俄國人相信人們是按一定程式生活的。她被盯梢了，這她知道。顯然俄國人已加強監視，但她的影子不是那麽高明——或者至少是他們用同一個人老跟著她，瑪麗·帕特在一天裏多次看見一個臉孔，就明白了。

瑪麗·帕特麗夏·卡明斯基·弗利的祖先是典型的美國式，混雜一團，有些情況在護照文件上沒有寫上去。她的祖父曾作過羅曼諾夫王室的侍從武官，教過皇太子阿列克賽騎馬——因這年輕人悲慘地患有血友病，這可真不是件小事，必須萬分小心才行。那就是他平庸一生中最高的成就了。他不是陸軍軍官之材，雖然朝廷中的朋友們確保他升至上校。那一切帶來的是他的團在紐侖堡森林全軍覆沒，他被德國人俘虜——然而他活過了一九二○年。得知他的妻子死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革命動亂，他從此就沒有回過俄國——他總是稱它為俄國——最後漂泊到美國，在紐約郊區定居下來，創建一個小本生意之後結了婚。他活過九十七歲高壽，比他那小二十歲的第二個妻子還活得長些，他那些淩亂不連貫的故事，瑪麗·帕特終生難忘，她進大學專攻歷史，當然學得不錯。她知道了羅曼諾夫王室腐敗無能，毫無希望；他們的王朝無可挽回地崩潰了。但有件永不會忘記的事，就是她祖父在談到阿列克賽，一個勇敢堅定的年輕人，和他全家被布爾什維克象狗一樣地槍斃的時候，他那哭泣的樣子。那個故事給她重復說過一百遍，給瑪麗·帕特一個對蘇聯的看法，不管經過多少時間，聽過多少大學的課程或者多濃的政治現實主義態度，都不能把它沖淡抹掉。她對統治祖父的國土的那個政府的感情，完全是由對尼古拉二世、他的妻子和五個孩子的被屠殺所構成的。她在回憶的時候告訴自己：理智對人們的情感方式是沒有什麽作用的。

在莫斯科工作，為反對這個政府而工作，是她生命的最大刺激。她愛工作勝過她的丈夫。他們是在哥倫比亞大學上學時認識的。艾德參加中央情報局，是由於她很早就決定了要參加這個工作。瑪麗·帕特知道，她的丈夫天資聰明又有行政才能，做這個工作是一把好手，但他缺乏她對工作的一股熱情。他也缺乏遺傳因子。她是在祖父的膝前就學會了俄語的——蘇聯人把這種更豐富、更文雅的俄語貶低為現行的方言——而更重要的是她了解這個民族，在某種程度上說，不是多少本書能說得清的。她了解那滲透到俄羅斯性格中的民族憂傷，和那矛盾修辭式的私下開放性——自我和靈魂只是在密友之間才完全開放，而作為莫斯科人的公開舉止時則諱莫如深。由於這種才能，瑪麗·帕特征募了五個有相當地位的代理人，比最高紀錄只少一個。在中央情報局的行動局裏，有時她以“超級姑娘”而聞名，她可不喜歡這個名稱。瑪麗·帕特畢竟是兩個孩子的母親，有妊娠線為證。她從鏡子裏對自己微笑。你經過風雨、見過世面了，孩子。她的祖父會為她而感到驕傲的。

而最好的是：沒有人對她的真實身份有絲毫懷疑。她對她的衣飾作最後修整。在莫斯科的西方女人被認為比西方男人更重視穿著。她的穿戴通常都是有點過分的。她在公眾中表現的形象，是精心設計和完美執行的。有教養但嫌膚淺，漂亮但注重表面，一個好母親但另有一點名堂，西方表情來得快但不要太當真。她急匆勿地跑來跑去，有時候在孩子們的學校裏代課教書，參加各種社會工作，不停地到處閑逛，象一個閑不住的旅遊者，是十足的蘇聯人先入為主認為的那樣—個頭腦簡單的美國婦女。又一次在鏡子裏微笑：要是那些雜種知道的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