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變化（第2/8頁）

在這一系列人事關系中我是怎樣開始的？瓦吐丁問他自己。我是一個反諜報軍官，不是一個黨的理論家。瓦吐丁上校一生中從來沒有仔細考慮過國家發生的大事件。他信任上級作重大決策，讓自己做一些小的具體工作。現在不再是那樣子了。做了格拉西莫夫心腹之後，他便同這人聯在一起了，不可解脫。這事發生得如此輕易！的確是一夜之間——你一定要引人注意才可得將軍級星徽。他一邊想著，一邊冷笑。你總是想引人注意。喏，克列門蒂·弗拉基米羅維奇，你確實引人注意了。瞧你現在處在什麽地位！

處在克格勃主席和總書記本人的權力角鬥之間。

這實在是十分滑稽可笑，他對自己說。他知道，如果格拉西莫夫失算，事情就不會是這樣了——但最大的諷刺是，克格勃主席如果垮台，納爾莫諾夫奠定的自由主義影響會保護瓦吐丁，他畢竟不過是作了合法上級的指定工作。他想他不會被關進牢房，更不會被槍斃掉，曾幾何時正是這樣。他的官運會走到了頭。他會被降級，到鄂木斯克去管一個克格勃地方機構，或者是他們能找到的一個最不重要的“美缺”，決不會再回到莫斯科中心了。

那也不很壞，他想。另一方面，如果格拉西莫夫成功了……也許是“二局”的頭頭？那就更不壞了。

而你曾真正相信過你不搞“政治”就能發展你的事業了？但那已是無可選擇了。他要想逃出這個地方，就會身敗名裂。瓦吐丁知道，他已身陷牢籠。要逃出去的唯一辦法，就是盡全力做好他的工作。

這場白日夢，在他回頭去寫報告時才結束了。他認為邦達連科上校是完全清白的。他的档案查了又查，沒有任何東西能證明他不是一個愛國者、中等水平以上的軍官。瓦吐了認為，費利托夫才是這個人。雖然表面上看起來是神經錯亂的結論，這個戴勛章的英雄是個叛徒。

但我們怎樣證明這一點？我們怎樣在沒有國防部長的合作下進行徹底的調查呢？這是另一個難點。他要是調查失敗，格拉西莫夫對他的工作不會有好感；但調查受到了主席所強加的政治約束的阻礙。瓦吐丁回憶起，他在提升少校時幾乎被忽略掉；現在認識到，晉級的布告牌忽然改變主意對他又是多麽不幸。

奇怪的是，他根本沒有想到，一切問題都是由於克格勃主席有政治野心的結果。他召集他手下的高級官員，一分鐘後他們都來到了。

“費利托夫案子有進展嗎？”他問。

“我們最幹練的人在盯著他，”一個中級官員回答，“晝夜六個人。我們輪換著值勤表，所以他不會經常看見（即僅不是完全看不見）同樣的面孔。我們有電視持續不斷地監視他的公寓大樓的周圍，有六個人每晚審查錄象帶。我們擴大了對美英間諜中可疑分子和他們的一般外交人員的監視範圍。我們竭盡人力，冒著反偵查的危險，但那是不可避免的。我要匯報的唯一的新事情是，費利托夫在睡夢中不時地說話——他對一個聽起來象是叫羅曼羅夫的談話。說的話太支離破碎，聽不清楚，但我有一個語言病理學家在研究它，可能會搞出點名堂來。總之，費利托夫放個屁，也休想瞞過我們。唯一的問題是，我們沒有讓手下人離他太近，不能保持連續不斷的視覺接觸。每天，他轉一個彎或者進一個商店，就有五到十五秒鐘看不見他——這樣長的時間就足夠進行一次‘擦身傳遞’或者‘死投’了。我毫無辦法，除非你不怕驚動他。”

瓦吐丁點點頭。即便是最好的監視也有它的限度。

“哦，有一件怪事。”那個少校說：“昨天才聽說的。大約每隔一星期左右，費利托夫就要親自拿文件銷毀袋去焚化爐銷毀。這在那裏已習以為常，在昨晚上以前，管文件銷毀室的那個人都忘記告訴我們了。他是一個年輕人，下班後幾小時，才換上便衣去向我們報告。精明的小夥子。原來是，費利托夫在若幹年以前就關心這個系統的建立。我親自檢查過那個系統，沒有什麽出格的地方。設備也正常，跟我們這裏一樣。就這些了。實際上，這個對象唯一不尋常的是，他現在應該退休了。”

“阿爾土寧方面的調查情況如何？”瓦吐丁問下一個人。

另一個軍官打開筆記本，“他被殺以前住在哪裏，我們搞不清楚。可能他一個人藏在什麽地方。也許是他的朋友們保護著他，這些人我們還不知道是誰。我們還沒有確定他的死和外國人的活動有什麽聯系。他沒有攜帶什麽涉嫌他人的犯罪物品，只有一些假證件，看來是出自外行人之手，但對邊遠共和國來說也夠用了。如果他死於中央情報局之手，那是一次完美無缺的驚人之作。沒有破綻。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