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異同（第2/2頁）

要把農夫維持在一個“買不起更多生產工具、沒錢沒工具逃亡、沒有余糧逃亡”的情況，是最為完美的貴族統治。

然而伴隨著過早出現的制式鐵器農具和牛耕技術，臨武君既是貴族，卻又有了另一重身份。

他有錢，有封地的收入，有對封地土地的所有權，也有泗上源源不斷送來的各種貨物。

於是他利用貴族的權力征用民眾開墾荒地，購買鐵器耕牛、深入邊遠山區掠奪人口，不斷擴大著自己的土地，再把土地或是經營或是租種亦或是分封自己的下屬，不斷膨脹著自己的勢力。

開地、開礦、淘金、壟斷封地的鹽業收入、購買武器，形成了一種和墨家控制的南海截然不同的發展方式。

南海地區墨家是作為“政權”存在的，一旦平定了北方的局勢，通過移民遷民，采用泗上那種村社聯合直轄統治、借貸給耕牛鐵器、消滅當地文化階層貴族的發展方式，將民眾看作是國民的一部分，依靠著龐大的官僚體系和幹部人數，很快完成了南海地區的土改、整合和政權建設。將南海建為原材料生產地的同時，也是作為一個龐大的市場存在的，民眾沒有余糧余財，工商業就缺乏市場。

而臨武則是完全的依附關系：農夫依附於臨武君和臨武君的下屬，商人花錢搞到鹽業專營權依靠臨武君的權力得以維系高價；城外村社內依靠村社原本的頭領現在因為貧富分化出現的富裕階層實行間接統治。

這兩種模式的組織力自然不可同日而語，貴族那一套已經過時了，但是新的政權他們學不會也不敢學，更沒有能力和足夠的幹部去學。

既不想，也不能。

臨武地區的特殊地裏位置，也注定了臨武君只能采用這種方式，而不可能采用宋國那些貴族的那種圈地集中商品化的模式——臨武附近缺乏一個急需原材料和糧食的工商業城市圈，也缺乏宋國泗上之間那種良好的運河、泗水、菏水等優良的運輸環境。

為了維護統治，為了增加勢力，站在他是個貴族的身份上來看，臨武的這種模式是最適合他的：束縛了農民，使得農民不能逃亡，在他的統治之下可以獲得勞役地租，又可以在需要的時候征召他們，沒有足夠的幹部就沒有足夠的基層控制能力，也就使得他只能采用這種農奴封建的方式維系統治。

這也是泗上的新興工商業者支持墨家“利天下”口號的重要原因。

不土改，不推翻貴族，農夫被束縛在土地上，繳納勞役地租，自己忙活一年根本剩不下多少余糧。

自己剩不下余糧，就買不起鐵器耕牛。

買不起鐵器耕牛，就更剩不下多少余糧。

沒有余糧，就沒錢，就買不起種種手工業品。

買不起手工業品，只好繼續男耕女織，田裏種點麻，自己織布。

這又更賣不出去了。

東西賣不出去，就賺不到錢。

這就是個死循環。

五年前泗上還沒有得到淮北、莒城等地的時候，一個泗上的布匹銷售量就是賣給楚國的七倍有余，貴族們的確有足夠的消費能力，問題是他們也只有一個身體一張嘴巴，買不了太多。

有些事，不是各退一步就能解決的。

貴族退一步，那麽就無法控制封地，他就得消亡。沒有了勞役地租和分封制度的貴族，那就不是貴族，要麽亡於集權、要麽亡於革命。想弄死貴族的，可不單單是工商業者和無地農民，還有他們的君主。

工商業者退一步，泗上的財政就要出問題，就要導致大量的人失業，泗上就要內亂。

利益之爭，你死我活，這已經不再單單是一群“有志為天下芬”的理想主義者妄圖利天下的獻身，而是一個新興階層幹掉另一個守舊階層的事，墨家只是那個新興階層的代言人。

商隊內的人很多並非是第一次來臨武，只有一座山嶺相隔，兩邊的土地制度完全不同，難免會生出許多想法。

都說秋風未到蟬先覺，然而天下舊的貴族能夠看到這一點的卻不多。

即便有些人看到了，也是無可奈何。

四年前的泗上大爭辯、四年前的菏澤會盟，墨家幾乎已經把要推翻舊世界寫在臉上了。

可各國都沒有辦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