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袁崇煥炮轟皇太極（第2/8頁）

同一時期，還有更加讓人悲傷的記載：在帝國官場的傾軋角鬥中，有人將制作試驗這些火器變成了政治鬥爭的利器，為了加害政敵，故意制造或留下隱患，在試槍試炮時引發槍膛或者炮膛爆炸，從而，有效地將官場上的鉤心鬥角，轉化為雖然不知道敵人之所在，卻無比陰狠地、真正看不到硝煙和充滿血腥氣息的戰爭。

在徐光啟和他的學生孫元化等一幹人的堅持努力下，帝國終於通過澳門的葡萄牙人正式引進了第一批西洋人制造的槍炮，結果，在外籍軍事人員試射時，發生炮膛爆炸，當場將帝國聘請的外國軍事教官和數名助手炸死。帝國決策層中對於是否引進這些武器裝備和技術，發生激烈爭論。好在這種爭論沒有得出愚蠢的結論，於是又先後兩批引進這種大炮。而第一批一起進口後、試射炸膛余下來的大炮，則由皇帝敕封為“安國全軍平遼靖虜大將軍”，然後全部被孫元化督運到了寧遠，在袁崇煥的手中，於著名的寧遠保衛戰中發揮正常且威力巨大。（《兩朝從信錄》卷二十九，天啟六年三月；《明熹宗實錄》卷六十九，天啟六年三月甲子）後來，一直有人認為，那門試射時炸了膛的大炮，根本就是因為討厭天主教和徐光啟的政敵做了手腳所致。

就這樣，引進了一百多年的一種先進武器和技術，竟然在帝國制度下被運作成了這副模樣。在這個悲慘的過程中，我們也就完全可以明白，在一種開始時無需理喻、後來無法理喻、最後變得無可理喻的制度下，把喜事辦成喪事就是這樣成了一種狀態，而如何將喪事化成喜事也就自然成了帝國官員們所必備的技藝與才能。

上述情形在戚繼光的時代已經是普遍現象，到袁崇煥時，幾十年過去了，似乎沒有什麽改變。不止一種史料包括戚繼光的著作中都有記載說，因為沒有人知道那些槍炮會不會炸膛和在什麽時候炸膛，因此使用它們的士兵們便只好盡可能地離那玩意兒遠一點。譬如，本來應該雙手將其托舉在胸前，瞄準後施放，但為了減少危險，只好用一只手抓住離槍膛盡可能遠的部位，然後，扭過身子，將槍朝後遠遠伸出去射擊。至於是打到天上還是落到地下，已經無法顧及。

這些早期銃槍只能單發，臨戰陣時填充彈藥是個麻煩。因此，典型的西洋戰法是：槍手排成方陣，第一排采用臥姿射擊，第二排為跪姿，第三排為立姿，射擊後迅速與後排戰士交換位置，退到後面填裝彈藥，如此輪番射擊，形成密集的殺傷火力。與此時代相差無幾的西班牙殖民者就是用這種戰法殺進了南北美洲。可能是因為帝國文武自我感覺過好的緣故，似乎從來沒有成建制、成系統地引進過這些，在零星引進這些武器時，也沒有同時引進與之配套的軍事理論。於是，這些武器與諸葛八卦陣雜糅起來，自然成了一團亂麻。結果，本來是對付騎兵最好的利器，如今卻變得還不如燒火棍。因為一排槍放完後，大家亂糟糟地填充彈藥時，旋風般的騎兵已經把馬刀揮舞到槍手頭頂上了。那時，這些銃槍就真的沒有燒火棍順手了。

戚繼光的偉大在於，他經過苦心鉆研，居然設計出了與西洋戰法相差無幾的戰術，而且和可以作為屏障的戰車結合起來之後，威力大增，簡直就成了蒙古騎兵的天敵和克星。事實上，戚繼光的研究、訓練與實戰心得，已然成為我國後冷兵器時代及近代最先進的軍事與戰術思想。除了俺答封貢之外，這可能是戚繼光坐鎮薊門十六年，蒙古騎兵從不來犯並轉去遼東的重要原因。由此可知，倘不是制度因素作祟，中國人實在不需要在西洋人面前為自己在器械制造和戰爭方面的智力感到慚愧。中國人事實上最需要檢討和慚愧的，恰恰是那個一到關鍵時刻就要出來作祟的——制度。平心而論，在此方面，中國人大約很難為自己的智慧感到驕傲。

因此，戚繼光始終沒有能夠解決槍炮質量問題。事實上，這已經是帝國制度層面的問題了，遠非一個戚繼光或者張居正所能解決的。

而更加令人痛苦萬狀、從而只能扼腕嘆息的是：

大明萬歷十一年（公元1583年），努爾哈赤以所謂十三副遺甲起兵，同時，因為清算張居正的緣故，張居正的親密戰友與部下戚繼光被調離薊門，冷處理、邊緣化到了廣東；

大明萬歷十五年（公元1587年），努爾哈赤在長白山腳下的偏僻小鎮費阿拉稱王，同時，戚繼光在郁郁寡歡中默默無聞地死在嶺南。

在後來近四十年歲月裏，當努爾哈赤先是持弓仗劍、後是率領八旗鐵騎橫行天下時，戚繼光在薊門練兵中證明對付騎兵最為行之有效的這些戰術思想，卻被廢棄和遺忘了。原因是，皇帝不喜歡張居正和戚繼光，因人廢言與因言廢人是此時政治文化中的兩大傳統，除了皇家的尊嚴和權力，這個政治文化體系不認為還有其他什麽東西是值得珍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