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三、七總裁內訌（第3/4頁）

4月8日，吳景濂先動身去上海，籌備國會在上海復會，國會存款50余萬元由他帶走。4月上旬，國會議員陸續抵達上海的已有200人左右，計劃先召開兩院聯席會。

於是，上海和廣州的兩派議員，就遙遙相罵，互罵對方“通敵違法”。這時在廣州的國會議員仍有300余人，政學系議員建議：由於人數不足，可以改開非常會議，推舉岑春煊為大元帥以代替日益沒落的軍政府。

在北京看起來，廣州的舊國會分家，是個好消息，總統徐世昌和總理靳雲鵬認為這是南北直接交涉的大好時機，因此主張撇開上海的和會，直接向廣州軍政府談和。根據李純的五款方案，再加入：“善後大借款如果成立，應依照關稅余款分配西南百分之十三的舊例辦理。”一條作為談判基礎。

可是段祺瑞卻反對徐、靳的主張，段以前一直是極端地反對上海和會的，現在忽然搖身一變，極力主張仍應在上海談和，主張一切問題應由上海和會解決。而皖系健將，上海的“地方首腦”盧永祥也和舊國會的議員們成為好朋友，盧永祥公開建議解決時局的方法是新舊國會的合並，在上海共同制憲。

時局的發展，把一個最倒黴的人救活了，這就是安福系的首領，北方議和總代表王揖唐。他本來大張旗鼓到上海，不料南方代表根本不承認他的地位，任他巧語花言，任他費盡心機，南方代表就是一百個不理，使他不只感到乏味，而且進退維谷。現在廣州的國會議員到了上海，正是走投無路的時候，他仍出面四處連絡，他手頭有錢，錢可通神，於是他的局面也活躍起來。

前面曾提到，王揖唐抵滬後是下榻上海富翁、猶太人哈同的花園中，據說王且把自己女兒拜哈同為義父。這位哈同的義子義女甚多。王揖唐在哈同公園中寄居時，曾遇到一次炸彈案，他疑心有人向他謀刺，更疑心謀刺案與江蘇督軍李純有關。李純聽到此訊，大為光火，乃函王雲：“公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仆即有恨於公，何至下效無賴之暗殺行為，況並無所憾於公乎？”李函並不使王釋然，王揖唐總認為李純對他不懷好意。

4月16日伍廷芳、林森到上海後，國民黨召開緊急會議，研究進一步否認軍政府在法律上的效力。由於軍政府的組成是以七總裁為基幹，最高行政機構政務會議須有過半數的總裁出席才有效，現在廣州只留下岑春煊、林葆懌兩人，而林葆懌也已宣布辭職，所以國民黨認為廣州的政務會議是沒有效的。

廣州方面的解釋則不然，廣州的政務會議說：七總裁中孫中山已經辭職，唐紹儀根本就沒有就職，所以軍政府的總裁只有五位。現在在廣州軍政府這一方面的，還有岑春煊、陸榮廷和林葆懌三位，所以還是多數，因此政務會議是合法的。這當然是強辭奪理。為了要湊數，有一部分人主張索性把軍政府改組為清一色的桂系，補選廣東督軍莫榮新、廣西督軍譚浩明為總裁。這當然是走極端的一法。岑春煊是陸榮廷的長官，陸榮廷又是莫榮新和譚浩明的長官，這四位同為總裁，就變成三代同堂了。所以莫、譚均以“不敢和長官並駕齊驅”為理由推翻了這個建議。

5月4日，廣州國會補選熊克武、溫宗堯、劉顯世為總裁，以補孫中山、唐紹儀、伍廷芳之缺。熊代表四川，劉代表貴州，溫代表北方。四川和貴州是和雲南一致的，廣州故意選出熊和劉，是有意分化滇系。

在上海召開國會的計劃受到了打擊，由於廣州方面委托律師在香港控告伍廷芳卷走公款，因此伍廷芳匯存到上海匯豐銀行的存款被判決假扣留。沒有錢不能辦事，這是最傷腦筋的。5月5日，到滬議員召開談話會，決定國會遷滇，並發表宣言，否認廣州的軍政府和國會。

6月2日，孫中山在私邸召集唐紹儀、伍廷芳、李烈鈞及唐繼堯的代表舉行會議，舊國會議長吳景濂、林森、王正廷、褚輔成都被邀參加，會議決定由孫、唐、唐、伍四總裁發表聯合宣言，全文如下：

“自政務總裁不足法定人數，而廣州無政府。自參眾兩院同時他徙，而廣州無國會。雖其殘余之眾，濫用名義，呼嘯儔侶，然豈能掩盡天下耳目？即使極其詐術與暴力所至，亦終不出於兩廣。而兩廣人民之心理??初不因此而淹沒，況雲南貴州四川，固隨靖國聯軍總司令為進止，閩南湘南湘西鄂西陜西各處護法區域，亦守義而勿渝。以理以勢，皆明白若此，固知護法團體，決不因一二人之構亂而渙散也。慨自政務會議成立以來，徒因地點在兩廣，遂為一二人所把持；論兵則惟知擁兵自固，論和則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濟其私，以專橫逞其欲，護法宗旨，久已為所犧牲，猶且假護法之名，行害民之實，煙苗遍地，賭館滿街，吮人民之膏血，以保驕兵悍將之願，軍行所至，淫掠焚殺，鄉裏為墟，非惟國法所不容，直人類所不齒。文等辱與同列，委曲周旋，冀得一當，而終於忍無可忍，夫豈得已？惟既受國民付托之重，自當同心戮力，掃除危難，貫徹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