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六三、七總裁內訌（第2/4頁）

9年3月29日軍政府政務總裁伍廷芳及參眾兩院議長林森、吳景濂以反對岑春煊，悄然離粵赴上海。

伍廷芳的不辭而別，使軍政府有點手足無措，並不是伍廷芳有什麽重要過於孫、唐、唐三總裁，而是伍廷芳有他的價值，因伍兼任軍政府的外交部長和財政部長。8年6月外交團取得北京政府的同意，以關稅余款的百分之十三撥交南方軍政府作為政費，這筆款項指定由伍廷芳簽字具領，如今伍廷芳悄然去港，外國人只認簽字，誰也無法冒簽伍的簽字，換句話說領這筆錢發生了極大的麻煩，這就是伍廷芳比其他總裁重要的地方。

同時伍廷芳經手領取的關稅余款共五次，全數390余萬元，除支付外，還存了180余萬元。這筆錢在伍出走時也沒有移交，全數攜之而去。

伍這一著，比帶了軍隊走還要兇，因為在當時的軍政府，財政是最重要的一環。岑春煊趕回廣州後立刻寫了一封親筆信，派專人到香港敦請伍回穗，岑在信中說了許多好話，只要求伍回來，無話不可談，無事不可商。然而伍則堅決拒絕，任來人怎麽懇求，就是不肯回去。

軍政府只好發表公報：4月8日軍政府政務會議解除伍的外交、財政兩部長兼職，仍留總裁本職。同時譴責伍廷芳不告而行，既不接受勸告回省供職，又不辦理移交。尤有甚者，伍攜走了關稅余款180萬元，致使庫空如洗，軍政各費均無從應付。另一公報則宣布：政務會議議決免除伍廷芳外交、財政部長兼職，特任溫宗堯為外交部長，陳錦濤為財政部長。陳錦濤未到任前，由次長文群代理部務。

伍廷芳這次攜官印出走是第二次了，其第一次是在民國6年7月張勛復辟時，他攜帶外交總長的印信由北京到上海，仍然自居為合法的外交總長；這次也是一樣，4月10日他在香港發出通電，宣布繼續執行外交、財政兩總長的職權。軍政府除通電否認其職權外，並電請北京政府轉告外交團，以後關稅余款請直接解交軍政府領收。

4月中旬，軍政府在香港延聘律師控告伍廷芳卷款潛逃，伍也聘律師對抗。香港中外報紙大登特登。這一來大家都知道南方的軍政府不只是四分五裂，根本是一息奄奄了。

這真是一件極可惜的事，對於南方軍政府，因為這時正是北方直皖兩系瀕臨破裂，戰爭一觸即發，如果南方真的護法，團結一致，則北方的變局將使南方漁翁得利。不料南方也是一樣，一方面滇粵軍發生沖突，另方面軍政府則四分五裂。相對的，北方也是自顧不暇，不能抓住這個機會來統一南方，如果這時北方直皖兩系不是到了最後火並的時候，則用兵南方不難底定全局的。

對南方軍政府最嚴重的，是國會議員也成批地不辭而別，甚至還帶走了档案。4月1日，非常國會眾議院副議長褚輔成去了香港，行前曾召國民黨籍議員到香港集中，兩院秘書廳在國民黨議長指揮下，把兩院档案卷宗全部打包疊好，分批運赴香港，這一來真是徹底地搬了家。使得廣州的非常國會變成了真空狀態。

4月3日，岑春煊風聞國會已搬空了，乃下令派憲兵前往兩院搜查，果然發現國會重要文件全部已經運走，大為光火，因之派警察嚴密監視兩院。

4月6日，留穗未走的國會議員召開聯席會議，非國民黨議員公推孫光庭為參議院主席，陳鴻鈞為眾議院主席，代行議長職權。同時通電宣布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褚輔成、參議院議長林森等“帶印潛逃，嗣後如假議長名義在外發表文電，一概認為無效。”

國民黨籍議員在香港舉行座談會，會中討論主題是把國會搬到什麽地方？有的主張搬到雲南，一部分則主張搬去上海。主張遷上海的人認為上海是皖系勢力範圍，而皖系對國民黨日益表示好感，自不會幹涉國會在上海集會。上海是全國重心，一舉一動容易受人重視，耳目靈活，宣傳的效果也很大。可是反對派則認為國會之所以播遷，就是因為受皖系軍閥的迫害，當年就是皖系軍閥強迫北京政府下令解散的，現在的安福國會也是皖系一手孕育出來的，因此國會再投奔皖系勢力範圍之內，未免太沒有骨氣了。所以這派人主張國會遷昆明。可是反對遷昆明的人理由也很對，他們認為雲南僻處一隅，交通不便，國會遷滇無法號召，在政治上起不了廣泛的影響。同時對唐繼堯的態度也值得考慮，認為唐繼堯在雲南一向是關了門做皇帝，他是不是願意歡迎這麽多國會議員到昆明，也值得研究。

最後，主張遷滬者占大多數，於是伍廷芳乃把他所攜出的公款發給每位議員赴滬旅費200元，另匯100萬元存上海匯豐銀行為國會遷滬後的制憲經費。在上海方面，孫中山和唐紹儀也擔承另籌100萬元支援國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