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千古一帝

漢唐兩代的學者都從當時的現實立場出發、基於現實需要對秦始皇作出了適合時勢的評價。唐代以降，及至民國，對秦始皇的評議並沒有消歇，而且基本評價都是負面的。但是唐代以後對秦始皇的評價與漢唐相比有了異樣的聲音，出現了贊揚秦始皇的觀點。當然，贊揚者有之，批評者也歷代不乏。總之，對秦始皇的評價成了一種獨有的文化現象。有正統的官方評價，同時也出現了山寨版的民間的聲音。自宋代到民國，在這一跨度頗長的時間裏，有關秦始皇的評價集中在哪幾個方面呢？他們作出了怎樣的有別於漢唐的評價呢？

在所有有關秦始皇的評價中最具爭議的問題是“焚詩書坑術士”，但是，唐代之後，“焚詩書”的“詩書”變成了所有的書籍，“坑術士”的“術士”演變成了儒者，“焚詩書坑術士”變成了“焚書坑儒”。所以，“焚書坑儒”成為後期評議的重點之一。

第一個涉足這一熱點的是南宋初年的大學者鄭樵（1104-1162）。鄭樵是南宋興化軍莆田入（今福建莆田），是中國古代著名的歷史學家、目錄學家。鄭樵一生不應科舉，努方著述。《通志》是其最具特色的著作。在這部專門以研究中國古代典章制度為專題的史書裏，在《校讎略》一略中，鄭樵寫下了《秦不絕儒學論》兩篇文字。這兩篇文章不長，但是，它提出了一個重大議題，秦始皇坑殺的儒生只是“一時議論不合者”，“秦時未嘗廢儒”，“秦時未嘗不用儒生與經學”。鄭樵的依據有六點：一是漢初大儒陸賈即是秦朝之人；二是劉邦手下另一重臣酈食其也是秦朝儒生；三是為劉邦議定朝儀的叔孫通是秦朝中央政府的“待詔博士”；四是秦二世在坑術士之後曾經召集博士三十余人商議朝政；五是叔孫通降漢王劉邦之時手下有儒家弟子百余人；六是項羽死後魯地百姓為項羽守節，直至劉邦將項羽的人頭示眾，魯地才降漢。可見，秦朝宮廷並沒有廢儒學，所以大秦帝國有儒生，有儒學，有儒學之風。

鄭樵_之論，幹系甚大。他首先說明秦始皇坑儒並不是有計劃地廢儒學，而是“一時”沖動。秦始皇對儒家學士、儒家學說，都未廢止。這是對秦始皇“坑儒”的重要新釋，也是自兩漢以來對秦始皇“焚詩書坑術士”的一次重大翻案。

鄭樵提出的另一個重大課題涉及“焚詩書”。

鄭樵認為，劉邦進入鹹陽，蕭何人秦宮收秦律令圖書，證明秦始皇並未焚書。世傳的焚書事件，只是“一時間事耳”。所謂“一時間事耳”即是指一個短期之間發生的事，不是持續不斷地焚書。而且，真正導致經書毀滅的不是秦始皇焚書，而是另外一大原因——學者窮經而經絕。“自漢以來，書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學者自亡之耳。”

什麽叫“學者窮經而經絕”？鄭樵的意思是，學者繁瑣的注經方式導致通一經必須皓首終生。這樣的經書必然滅亡，因為它需要人一生為之獻身而又缺乏實用，這才導致了經學的衰微。

與鄭樵同時代的另一個著名學者範浚（1102-1150）也認為詩書之亡並不是秦始皇焚書導致的。在《對秦問》中，他承認秦始皇焚過書，但是秦始皇的焚書並沒有導致詩書的消亡。範浚提出了兩點證據：第一，現在仍然有六經傳世，難道現在看的六經不是詩書嗎？所以秦始皇焚書並沒有導致詩書的消亡。第二，經之所以為經，並不僅僅依靠簡牘的傳播方式而存在，它可以有多種傳播途徑。被秦始皇燒成灰者不過是些枯竹罷了，漢代不是從房屋墻壁中發現了詩書嗎？因此，詩書不會因為秦始皇的焚燒而消亡。

範浚的觀點與鄭樵不謀而合，秦始皇確有焚書之舉，但是對書籍造成的影響並沒有後人誇張得那麽嚴重。範浚與鄭樵二人的目的不盡相同，鄭樵意欲為秦始皇焚書翻案，範浚則想說明秦始皇通過焚書的辦法來控制天下言論，是不可行的，焚書最終導致了焚國（其焚詩書，非焚詩書也，焚其國也……吾今乃知天下之不可愚，又知詩書之不為秦焚亡矣——《香溪集》）。

範浚的觀點在歷史上並沒有引起多大的反響，因為他想證明的“焚書亡國”論與以前對秦始皇的批判並沒有多大分別，只不過借用了另外的一種論證方式而已。但是，鄭樵石破天驚、標新立異的觀點確實令人注目，但也引發了後人的激烈爭論。

明人孫承恩率先發難，他專門撰寫了《秦儒》一文，痛斥鄭樵之言是“不深考而妄為議論”。孫承恩為什麽這樣說呢？

首先，陸賈、酈食其雖然是秦儒但沒有被朝廷重用。叔孫通“待詔數年，獸畜而已”，根本沒有受到秦帝國的重用。如果非要對天下儒生斬盡殺絕才算廢儒，豈不是太苛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