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4章 千古一帝（第4/5頁）

所以，封建制下的繼承人大大多於郡縣制下任命的官員。官員數量多，百姓的負擔自然加重。

清初學者顧炎武作有《郡縣論》九篇，首篇就說：“封建之廢，非一日之故也，雖聖人起亦將變而為郡縣。”顧炎武提出了兩點：一是封建制演變成郡縣制是一個過程，二是封建制為郡縣制所代替是歷史的必然。可見，認為郡縣制代替封建制是歷史必然的是一批學者的共識。

顧炎武進一步研究封建制和郡縣制各自的弊端，得出了“封建之失，其專在下；郡縣之失，其專在上”的結論。

在中國兩千多年有關封建制和郡縣制的討論中，以顧炎武的思考為最深。

顧炎武之所以能夠看出封建制與郡縣制二者各自的弊端，是因為他生活在明清兩代極度專制的皇權制度下。因此，他更能看出作為皇權專制政治基礎的郡縣制的缺失。

清代另一學者袁枚也從一個嶄新的角度評價了封建制和郡縣制的優劣。

不過，袁枚的立論和其他學者大不相同。袁枚認為，封建制的社會環境寬松，所以才會有孔子、孟子等諸子百家學說的誕生。如果在郡縣制下，思想高度統一，就不可能出現百家爭鳴的局面。

賴有封建，然後棲棲皇皇，之衛、之齊、之陳蔡、之梁、之宋、之滕，幾幾乎有可行之勢，而諸侯敬，子弟從，則聲名愈大，千萬年後，猶知遵奉為師，使聖人生於郡縣之世，三試明經不第，則局促於一邦，姓氏湮列沉，亦遁世無悶已耳，安見其有以自立於天下耶？（《再書封建論後》）

袁枚還認為，實行封建制，如果天子無道，天下諸侯多著呢，百姓在“千八百國中，苟有一賢君，則民望未絕”。商湯就是以諸侯的身份取代了夏桀建立商朝，周武王也是以諸侯的身份取代商紂王建立周朝。袁枚認為，封建制是多元政治，郡縣制是皇帝專權，行封建可以形成政治多元，行郡縣則易造成君權至上。

封建制的缺點在於封國勢力強大之後，各自爭霸爭強，不服從中央政府。

郡縣制的優點在於不會出現封建制下“尾大不掉”的弊端，但是，郡縣制之下郡守縣官是由皇帝任命，一屆到任之後不久就會遷轉，由於遷轉的次數過於頻繁，因此很難洞察各地的民情（數歲而一遷，或半歲而一易，所到之處，卒難洞悉風土人情於旦夕）。等到這些官員熟悉了當地的情況，想有所作為之時，已經一屆到任，所以，各地官員都把自己管轄的地方看做是中轉的驛站，把屬地的百姓看做是路人（以故視其地若郵舍，馭其民若路人）。

袁枚的看法有一定道理。袁枚提出這一說法主要是希望能夠施行分權，以削弱皇帝的專權，但是他忽略了另一個問題，即封建制下的不法諸侯王。他們不是數年一遷轉，如果他們專橫殘暴又不能及時調遷，該諸侯四十六千古一帝國的百姓不知要受多少磨難才能有出頭之日。所以，郡縣制的官員任期確實存在問題，但是，封建制下的終身制同樣有諸多弊病。袁枚之說具有參考價值，但並非良策。

因為人類的任何社會制度都不可能盡善盡美，都會有自己與生俱來的弊端，都需要一個不斷完善的過程。

民國時期著名思想家梁啟超在1920年寫的《戰國載記》一文也指出：

天下之趨統一，勢也。不統於秦，亦’統於他國。而統一之愈於分爭，則明甚也。天將假手於秦，以開漢之後之局，夫誰能禦之！而秦與他國，又何擇焉？

秦並六國，實古代千余年大勢所趨，至是而始成熟。非始皇一個所能為，亦非秦一國所能為，其功罪尤非一人一國所宜任受也。

這等於承認第一，天下統一是大勢所趨，是千余年來大勢的邏輯歸宿；

第二，統一之利遠勝於分裂之害。至於是誰統一都無所謂，關鍵是要統一；

第三，秦始皇統一天下不是他一人的功績，他的罪過也不能由他一人承擔。

這些學者之所以太唱封建之歌，關鍵原因是他們目睹了明清兩代皇帝專權的各種危害。提倡封建只是一種政治策略，他們是想用封建制的分權解決郡縣制的專權，這是在新時代新形勢下學者們的新思考。

在中國古代後期評價秦始皇的諸家之中，明代的李贄是不得不提的一位。他說：

始皇帝，自是千古一帝也（《藏書》）。

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個世界。是聖是魔，未可輕議。

祖龍是千古英雄。掙得一個天下，又以挾蘇為子，子嬰為孫，有子有孫，卒為胡亥、趙高二豎子所敗，惜哉（《史綱評要·後秦記》）！

李贄的這些觀點，包括四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秦始皇在李斯的幫助下，掀翻了一個舊世界，這是天崩地裂的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