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趙屢請辭職自證清白被袁拒絕（第2/5頁）

但趙秉鈞並未打消辭意。4月12日，他對來訪的北京《民立報》記者表示：“余與鈍初交極厚，終不負鈍初於地下。以余刻下處境之難，寧為嫌疑犯入獄，不願再一日居此地位。”[85]

國務院秘書長張國淦對於趙秉鈞當時的動向，也曾有如下一段記述，他說：

趙對我從來不提宋一字，宋被刺後，除於國務會議時自言自語外，次日遞辭呈，移住法國醫院，數日後又回本宅。某日，約我往（相處年余，此是初次），見面時，神色張皇，對我連揖不已，言：“有一事要君幫忙。”問何事，趙言：“此時只求免職，才可免死。”我說：“何至如此。”因欲得知宋案內幕，即問宋案究竟如何。趙言：“此事此時不能談，但我不免職非死不可。芝泉（段祺瑞）軍人，事事好辦。”我茫然不解。次日，趙又親筆致我一函，更反復言之。在我所得於院方（指國務院——引者）者如此。[86]

此段記述中，趙“於國務院會議時自言自語”，發生在3月21日獲知宋被刺消息時，前已述及。“次日遞辭呈”，說明趙最早在3月22日，也就是宋教仁身亡當日便提出過辭職，比各報所載3月28日提出辭職早了一周。“次日遞辭呈，移住法國醫院”兩事連記，極易讓人誤解為趙3月23日入住法國醫院，但實際上趙入住法國醫院是4月17日，也就是武、應二犯4月16日、17日由租界當局移交中國方面之時。《民立報》曾刊登“京函”，對當時趙秉鈞的處境進行過詳細報道：

趙秉鈞十七日忽入東交民巷之法國聖明拉病院，以養病為名，實則別有所為。記者向各處探訪此事真相，據深知趙氏之某君雲：宋案發後，趙氏曾表辭職意，而袁慰留之，謂彼自有辦法，兼以四圍狀況亦不許其辭，遂勉強留任。而其後案情日明，關系日多，趙之境遇遂日陷於困難。辭職既不見許，故決計假養病名遷入醫院，實際上則為變相之辭職也雲雲。又，宋案發現以來，趙氏之態度，聞大異囊昔，其原因系以洪述祖故而受嫌疑，已無有逃避之能力，故日在憂急之中，今入病院，實有不得已之苦衷雲。[87]

可知趙秉鈞入法國病院實為“變相之辭職”。該報記者又探訪趙秉鈞進入病院後的情形道：

趙秉鈞移入聖明拉病院後，十八日記者特往該院詢問趙入院後情形。據醫員雲：趙自謂胸中如有塊壘，神經尤亂，心緒不寧。十七日投藥十余次，夜間似未安眠。一二時後猶見醒坐，若甚焦慮。經醫士力勸其安養，十八晨始少平和。大約一周間後可以復元也。[88]

結合張國淦所述及《民立報》的報道，我們可以了解，趙秉鈞在4月中下旬間心緒極壞，內心極為不安。由於洪述祖逃走，趙秉鈞受到輿論猛烈攻擊，承受了很大壓力。他屢次提出辭職，想以此自證清白，但遭到袁世凱及總統府絕大多數秘書和其他國務員反對。顯然，趙秉鈞非常擔心，這樣下去，自己最終極有可能成為袁世凱向國民做出交代的犧牲品。他不像段祺瑞那樣手握軍隊，而是孤立無援，因此，他才不得已請關系並不很密切的張國淦幫忙活動免職之事，並且說出了“此時只求免職，才可免死”的話，可見其內心的惶恐及希望自證清白的急切心情。當張國淦問他宋案內幕時，他說“此事此時不能談”，約有三層含義：一則他對袁世凱與刺宋案究竟有何關系，心中並無確定答案，因此無法說出個所以然來；二則他心中很清楚，洪述祖刺宋與構陷“孫黃宋”陰謀失敗有關，而他也曾卷入構陷陰謀，並且洪、應所用“應密”電本為他所送，這讓他難以說清自己與刺宋案的關系；三則他正擔心袁世凱欲犧牲自己，若所言對袁不利，或被袁抓住把柄，處境將更糟糕。因此，在主動辭職自證清白未能實現的情況下，請求免職以保全自身，就成為趙秉鈞的選擇。

很幸運，在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所藏档案中，我們找到了四份經總統府修改過的、內容大體相同的《趙總理呈請解職文》底稿，其中兩份末尾有“四月廿號已清”字樣，說明草擬及修改時間就在趙秉鈞進入法國病院之後。呈文雲：

查該二員（指洪述祖、應夔丞——引者）雖經薦引，素乏私交，謂其才有所長，委以一定之事，其出範圍之外，自非長官所期。至於犯法行為，更難代負責任。惟該二員嘗以職務關系，曾與函電往來，而語不涉私，事可指實。其在該二員互相交通事件，則非所知。蓋個人意思之與機關意思，司法問題之與政治問題，本截然兩事，各不相蒙者也，理最普通，原易索解……惟是悠悠之口，愈傳愈訛，隨時辯解，則不勝其勞，坐任紛紜，則欲甚其惑。故秉鈞在職，實於政府威信總有妨害，即司法檢查，亦難以間執其口而折服其心，勿寧暫離政局，使個人行為與機關意思，司法事件與政治問題，兩不相蒙，斷絕關系，庶幾政府之威信、司法之尊嚴兩無所損，不至因此一案影響治安，而秉鈞亦得靜養調攝，以圖後效。為此呈請大總統，解去秉鈞國務總理、內務總長本任，另行派員代理。[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