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洪應利用“應密”策劃殺宋與趙無關

由於洪述祖是趙秉鈞的秘書，因此宋教仁被刺後，很多人立刻就將趙視為刺宋幕後主使，然而，這種建立在一般人際關系基礎上的推斷實在太過簡單，也很危險。當宋案證據尚未公布之時，在一片懷疑聲中，《時事新報》便發表社論，提醒人們應當注重證據，不可漫加懷疑。其言道：

今宋案之內容既未披露，則吾人所當望於宋案者，第一即在案中之證據。證據所在，國法隨之。古時為親者諱、為尊者諱之例，決不適用於今日……夫洪之所以受嫌疑，則因搜查證據之時，發現應與洪之關系，以證據而被嫌疑，天下所以痛心疾首於洪也。雖然，嫌疑之地，有其界說存焉。若漫無界說，逞一人之私意，一己之私憤，道路之人，皆無不可在嫌疑之列也。以人的關系，而推及於同鄉，以官的關系，而推及於同僚，則桑梓之誼不能存，寅寮之間有大戒，恐古之專制時代，瓜蔓抄之牽累，不如是其甚也。[153]

馮國璋則在證據公布後發表通電，明確表示“不能以洪述祖之故，疑及趙總理”，電曰：

宋前總長之被刺，證據已經宣布，所可推測者，洪、應為案中最要之人，其他無可臆斷。平情而論，責趙總理之任用非人可也，以洪、應之罪加之於趙，則必不可。按之事實，既無指趙與聞之證實，考之法理，除法庭裁判外，亦無何人可任意加人以罪名。[154]

趙秉鈞之所以被很多人視為刺宋幕後主使，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於1913年1月14日函送應夔丞的密碼電本，後來成了洪述祖和應夔丞策劃殺宋的通信工具，而洪述祖又是趙秉鈞的秘書，被國民黨人視為趙之私人。然而，如果嚴格依據史料分析，洪述祖產生殺宋之意在3月6日其致應夔丞函中，而“應密電本”至遲在2月22日趙秉鈞就已經交給了洪述祖，因此，趙秉鈞對洪、應二人後來利用“應密電本”策劃殺宋之事是否知情，就需要審慎分析。

趙秉鈞手中後來不再掌握“應密電本”，這一點無可懷疑。先是1913年2月22日，洪述祖有一函致應夔丞，其中寫道：

以後勿通電國務院（除巡緝長之公事不計），因智老已將“應密電本”交來，恐程君（指國務院秘書程經世——引者）不機密，純全歸兄一手經理。[155]

趙秉鈞對此事的說法則是：“洪一日來，謂得應秘電，請假秘電本一用，此後竟未繳還。”[156]不管哪一種說法，都證明2月22日以後，趙秉鈞手中的確已經不再掌握“應密電本”。洪述祖1917年在上海公共公廨受審時，曾試圖否認這一事實，稱：

“川密電本”我處留存一本，“應密電本”則不在我處。我凡遇“川密”之電，我可當場翻譯。惟“應密”我處並無電本，故收到後即行加封，轉送趙之寓所。[157]

1918年在京師高等審判廳受審時，洪述祖又稱趙秉鈞實際上並未將密碼電本交他，“‘應密電本’仍存趙之皮篋內，跟隨人走”，[158]試圖將後來他利用“應密電本”與應夔丞策劃殺宋之事轉嫁到已死數年的趙秉鈞身上。然而，洪述祖所言不過詭辯而已，正如法庭判決書所言，趙秉鈞如若未將“應密電本”交與洪，則洪述祖在2月22日函中就應當告訴應夔丞“趙秉鈞‘擬將應密電本交來’，惟原函明明謂‘已將應密電本交來’，其為業經取得，無可置辯”。[159]還有，趙秉鈞如果未將“應密電本”交洪，何以應夔丞後來給洪所發“應密”電報會有“乞轉呈”字樣？[160]而且在宋教仁被刺前一天，洪述祖還曾用“應密”發電給應夔丞，指示“事速進行”。[161]另據《民立報》駐京記者調查，“洪歸京後（指洪述祖1月底赴上海調查歡迎國會團真相後返京——引者），與應往來密電甚多，皆用‘應密’二字冠首。洪以不到部也，部中得電輒送其家，當時同事等引以為奇，而未動他疑，事後始明其故”。[162]另外，前引張國淦所記國務院“電務處人言，以後亦未接有上海特別密電”，也與洪述祖2月22日致應函恰好可以相互印證，證明2月22日以後，趙秉鈞或程經世確已不再掌握“應密電本”，應夔丞有電也不再“直寄國務院”。

但前述兩種收授“應密電本”的說法，內涵卻有很大差別。倘若洪述祖所言為真，也就是趙秉鈞因擔心程經世“不機密”而主動把“應密電本”交與洪述祖“一手經理”，那麽，即便2月22日以後趙秉鈞不再掌握“應密電本”，他仍有與洪述祖合謀殺宋嫌疑。倘若趙秉鈞所言為真，即“應密電本”為洪所借去而未歸還，則2月22日以後“應密”電所涉殺宋等事就與趙無關，除非洪述祖主動呈報。因此，兩種說法究竟哪種是真，還須加以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