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趙函送“應密電本”無對付國民黨目的

趙秉鈞再次被誤解，是因為1913年1月14日他在應夔丞離京前，曾送其“應密電本”一冊，並寫過如下一封短函：

密碼送請檢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趙可也。桂馨兄鑒。鈞手啟。一月十四日。[108]

對於此事，趙秉鈞在刺宋案發生後共進行過三次解釋。第一次是4月12日，趙秉鈞在接受北京《民立報》記者采訪時曾談到過，當時宋案證據尚未公開宣布，趙秉鈞對記者言：

（應夔丞）初八來見余，余以事冗，未之見。見大總統一次。十二日復來，余不獲已，延之入。綜計前後，余識應只此一面。及其出京，請給一秘電本，余許之。及今思之，此事殊為失計，然當日固一極尋常事也。十四日，余著人送秘電本至金台旅館，並媵以一箋，系余手筆，此外更不曾與應通一字。暨後，應來報甚稀。洪一日來，謂得應秘電，請假秘電本一用，此後竟未繳還。[109]

第二次是在4月25日宋案證據正式宣布後，趙秉鈞於4月28日發出自辯“勘電”，其中專門就此函來龍去脈進行了解釋：

查上年十二月中，應夔丞北上，循例謁見大總統及本總理，力言共進會黨均系青紅兩幫，撫無可撫，誅不勝誅，惟宜設法解散，以殺其勢。曾經開具條款，領洋五萬元，以為解散該會費用。政府允許款由內務部發給，档案可查。至本年一月，應將南歸，瀕行求見，面請發給國務院密碼電本。本總理當以奉差各省特派人員，向用密電報告，以防漏泄，應夔丞請發密碼，理無固拒，因即許可。又恐其借事招搖，別生枝節，因函囑其“以後有電直寄國務院”，藉示在官言官、語不及私之義，而別嫌明微之隱衷，亦可於茲揭示。斯則本年一月十四日之函所由來也。[110]

第三次則是在“勘電”發出後，趙秉鈞緊接著又於4月29日接受《新紀元報》記者訪談，其中有如下問答：

問：君與應夔丞關系如何？

答：余不識應，應之為稽查長，均外間保薦，到京請見，見後請發密電本，均職務上循例應有之事。余忝為總理，於外差人員官階稍高者，均發密電，以便通信，總其數目，奚啻百數。[111]

以上三次都是趙秉鈞親自解釋。除此外，《大共和日報》曾刊登過一篇文字，更為詳細地解釋了1月14日趙致應函的來歷，從內容看應出趙秉鈞之授意，其言曰：

應夔丞系青紅幫頭目，徒黨眾多，馳騁長江一帶，歷有年所。上年武昌之事，黎副總統擬將其懲辦，程都督因青紅幫人數太多，須設法解散，惟應夔丞辦理此事，極為相宜，因電告中央政府，委任應夔丞為江蘇巡查長。上年十二月間赴京，寓金台旅館。曾以洪述祖之介紹，於本年一月八日謁見趙總理，時趙總理適以他事，未允接見。復於一月十二日謁見趙總理，備述解散青紅幫之法，改為共進會，以消隱患，並稱會中人類不齊，深恐乘間竊發，以後報告，似宜秘密，請發給密電一本。趙總理以應夔丞系程都督委任之人，既為長江一帶巡查長，當然有偵探報告之責，閱其履歷，曾為孫中山先生衛隊管帶官，非漫無根底者可比；且各省官員來京者，或因路途遙遠，或因要政所關，臨行時往往索一密電本，政府無不發給，何獨於應而靳之。因於一月十四日作一便函，將密電本送交應夔丞收執，此外絕未通信。以後接過兩三次報告，無關緊要，概未答復。嗣洪述祖聲稱接有應夔丞由滬發來致伊密電一通，借用此本，去後並未繳還。外間所傳趙總理致應夔丞親筆函件，當即指送電本時之信而言也。[112]

對於趙秉鈞的解釋，當時不少人表示認同，認為“應曾受有巡查差使，發給密電本在事實上亦尋常事”。[113]又認為“應既任為巡查長，而又以解散會黨自任，敢為大言以欺中央，趙秉鈞予以密碼通信，亦屬於常事，不能謂即為宋案之主謀”。[114]特別是“超然百姓姚之鶴”的解釋，最具說服力，認為趙秉鈞函送應夔丞密碼電本並沒有不可告人之處。他說：

按趙將密碼電本送應，此必應假解散共進會以哄趙，故趙有此舉。以巡查長資格領取國務院之密電本無足異，若據此即謂趙於此案不無關系，則凡職官之犯有私罪者，其在職時不得與上級官廳通信矣。又，趙與應之交通，由洪為之介紹，此兩派人（指周內派與辯護派——引者）所公認也。今觀趙函雲“有電直寄國務院”，國務院為眾目昭彰之地，趙交電本與應而果有曖昧意思，何不囑寄別處秘密之所；且由洪介紹而識應，則直接寄洪乃為正當辦法，而舉不然者，可見趙之將電本交應，純為職務上之關系；而洪之不為趙所信任，不使與聞此後之交往，亦於言外見之矣。[1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