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應發殺宋“緊急命令”

如前所述，在3月13日一函最後，應夔丞表示要“以全力注此，急急進行，復命有日，請俟之”。果然，僅僅一天後，即3月14日下午7時20分，應夔丞即由上海電報局向洪述祖發出“寒電”：

北京洪蔭芝君：應密。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危險實甚，已發緊急命令，設法剿捕，乞轉呈候示。夔。寒。[252]

此件電底向電局調取，蓋有“江蘇駐滬巡署緘”紅戳，由捕房照“應密本”譯出呈堂，原稿有應夔丞所注“速發，十四晚七鐘”七字，並蓋有應夔丞印章。對於這七個字，一位國民黨人有過如下分析：

且觀三月十四日應致洪電所謂“梁山匪魁，頃又四處擾亂”者，其電文底稿，以吾所測，殆為應之書記所寫，應從而批以“速發，十四日〔晚〕七鐘”七字者。斯例迨〔殆〕如滿清官吏之排場，是此書記究為何人，固亦案中要證也。乃今除武士英死外，其與應同囚者，僅一朱姓，不聞更追應之書記，且絕未聞官中提及此事。遺此要證，誠為疏漏之至。[253]

應該說這是極細密的觀察。正因為尚有應夔丞同夥未被抓獲，這才造成應夔丞被捕後，不斷有各種謠言及匿名信件出現，試圖淆亂觀聽，以幫助應夔丞脫罪。

“寒電”中“‘梁山匪魁’，即以宋江之‘宋’暗示宋教仁之‘宋’也”。[254]“頃又四處擾亂”，如前所述，是指宋教仁當時到處發表演說批評政府。如3月9日在國民黨寧支部歡迎大會發表演說，3月13日在《民立報》刊登《駁某當局者》，3月13日在上海尚賢堂發表演說，等等。宋教仁被刺次日，《民立報》記者回想之前蛛絲馬跡，謂：

數日前，本埠即傳聞，有人謀來滬行刺宋先生，宋先生亦親聞此說，並得友人警告書多通，謂宋前至寧時，即有人潛隨其後，意欲行刺，因勸宋先生戒備，而宋先生夷然處之，曾親告記者謂：“光天化日之政客競爭，豈容有此種卑劣殘忍之手段。吾意異黨及官僚中人未必有此，此特謠言耳。且即使非謠，吾豈以此懈吾責任心哉！”[255]

此段所謂“數日前，本埠即傳聞，有人謀來滬行刺宋先生”，可能是因為宋遇刺前一個多星期北京曾有“匿名氏”駁詞及“救國團”通電，批評宋教仁在上海演說，所以有人懷疑對宋教仁不利。查宋教仁於3月8日由滬至寧，又於3月10日由寧返滬。[256]上段文字中所謂“宋前至寧時，即有人潛隨其後，意欲行刺”，以時計算，就在這三天之間。洪述祖於3月6日致函應夔丞，要其對宋“乘機下手”，按當時郵遞速度，應夔丞至遲3月9日可收到來信，由此判斷，“潛隨其後”之人很可能是應夔丞接到洪述祖指令後派出的，意圖跟蹤宋教仁，以為行刺做好準備。

對於3月14日應夔丞“寒電”，政府方面反駁道：“應未奉政府命令，擅剿捕人，應之糊塗兇橫已可誅也。又謂‘轉呈候示’，是以己竟〔意〕先殺人而後請示，遺禍政府，遂指政府主使，寧有是理？”[257]應夔丞之所以在尚未收到洪述祖對購買公債一事的確切答復時，便“已發緊急命令”，很可能與他獲知宋教仁即將北上有關。在公共公廨第六次預審中，應夔丞律師愛理斯與應之間曾有如下對話：

愛問：汝知宋被刺前數日所作何事？

應答：宋將赴北京。

愛問：宋赴京登載何報？

應答：《民立》《民強》。

愛問：報載約在何時？

應答：約在三月十三日後。[258]

很顯然，宋教仁一旦北上，離開了應夔丞的勢力範圍，想要刺殺就比較困難了，因此他在獲知宋教仁即將北上消息後，立刻於3月14日發出“緊急命令”，“設法剿捕”。

應夔丞3月14日“寒電”還有一值得特別注意之點，即應夔丞系以“應密”發出該電。自從2月4日洪述祖致函應夔丞提出“望弟以後用‘川密’與兄，不必再用‘應密’”以來，應夔丞一直遵守這個約定，但3月14日“寒電”卻忽然改用“應密”發出。這很可能是因為，在應夔丞看來，殺宋既為中央的意思，如用“川密”發電，則純屬應、洪私電（應手中“川密本”得自洪而非中央），洪將不便轉呈，故以“應密”發出，並“乞轉呈候示”。當然，不能排除應夔丞此舉還有一旦事情敗露，自己可以卸責於政府的意圖。有趣的是，洪述祖也想到了這一層，後來果真以應夔丞所發系“應密”電為由，試圖將責任推到趙秉鈞頭上，在1917年上海公共公廨預審時辯稱：“至於梁山巨魁四處騷擾，及緊急命令已發等電，均系‘應密’，並非‘川密’，故接到後即轉送與趙，不知內中所雲何事，直至在青島涉訟，始悉‘匪魁已滅’之電當時雖然看見，因應身任巡查使之職，疑系捕獲盜匪，故亦不以為意。”[259]又稱：“當時我接到此電，因系‘應密’，我處無電本，故即轉送於趙，其中語句並未得知，現在觀之，顯系暗指宋姓。”[260]然而，由於2月22日之後，洪述祖手中事實上掌握著“應密電本”，[261]洪的上述辯解毫無說服力，不過狡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