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應經洪邀入京見袁

在幫助應夔丞取消通緝令，順利就任江蘇駐滬巡查長之後，洪述祖繼續為其活動“中央加委”職任及“敘勛”之事。由10月29日信可知，洪述祖先在袁世凱前為應夔丞講了不少好話，得到袁世凱許可，令洪述祖轉囑應夔丞就如何解散共進會“具一條陳前來”。於是，洪在函中具體指導應夔丞應如何撰寫稟帖，寫成後由他轉陳大總統，“緣說歹話人多”，有了這個說帖，大總統就好為應夔丞說話，並據以“任命或委任”職務。這裏當然是指在“江蘇駐滬巡查長”之外，由中央另外“加委”職務。函中所提“前之表敘革命時之一書”，則指應夔丞自敘革命履歷，為“敘勛”所需要，故洪述祖要其連同稟帖一並寄來。其底稿現存北京市档案館共進會档案中，共有兩份，均為手書稿。其中一份開頭有應夔丞所寫如下一段文字：

為疊獲洪君來書，催報功績，並籌備江南治安計，囑予呈報中峰。鄙言無志出山，更無功可敘，□治計畫又與政府所定者不同，欲置之不答。今中峰情殷求治，虛心以求，由趙總理疊令洪君婉詞詢商，又兩電來催，頃復專使坐索回件。予固卻不獲，但自問光復無功，學淺才疏，既奉誠意下問，欲將上年所經事實，摘敘以陳，並不加以□藻，即煩洪君改潤轉遞。[178]

體察此段文字內涵，“中峰”即袁世凱，“籌備江南治安”即洪述祖要應夔丞呈遞說帖之目的，“催報功績”則為“敘勛”。可以看出，洪述祖辦事態度主動而積極。為此，他開始謀劃應夔丞到京城與袁世凱見面之事。就在10月29日“公事信”後，洪述祖特別加一“私函”，一方面告訴應夔丞螃蟹已經收到，“惜已死過半，不便送總統，僅檢送二大簍與總理而已”，另一方面建議應夔丞來京一行。私函寫道：

最好吾弟來京一行，輕車減從，一見大總統、總理，必能賞識。如必需款成行，可用電來說其所以然（此電止說此事，不夾別事及私事），由我轉呈，或者能稍發，亦未可知。大總統前說允發，而日來大借款不成，京中窮極，應須原諒。[179]

由“大總統前說允發”一句，可知洪述祖之前向總統提出過給應夔丞發款之事，並得到允諾，這才在“私函”中為催促應夔丞來京，告訴應夔丞可設法由中央發給其一筆款子，並教給應夔丞應當如何操作此事，具體講就是由應夔丞向中央專門發一電報說明需款緣由，然後由洪述祖轉呈大總統。洪特別叮囑，“此電止說此事，不夾別事及私事”，一方面是要向中央表示專門請款之意，以示鄭重，另一方面也是為了將此舉裝飾為“公事”行為，掩蓋其圖謀私利的動機。但無論如何，洪述祖借機謀利之心已昭然若揭。

10月30日，洪述祖又寄一信與應夔丞，詢問：“日來情形若何，能北來一行否？至盼覆示。”[180]11月1日，洪述祖再寫一信與應夔丞，此信沒有通過郵局寄送，而是由洪述祖專門派一名叫“劉松”的人乘船送往上海。信中寫道：

吾弟來信如系公言，可由書記繕楷（以便上呈），除你我私信方親筆也（余外均預備送大總統閱）……足下何日北上（能來與否，速商辦法），乞示。[181]

由此信來看，洪述祖顯然欲借辦公事之機以逞私謀，故特別與應夔丞約定，以是否“親筆”來區分“公言”“私信”，有防備泄密之意。事實上，洪述祖10月29日函就已經采取了將“公事信”與“私函”區分的做法，“公事信”談應夔丞特赦及加委職任之事，“私函”則談索款之事。這說明洪述祖確有借辦公事之機獲取金錢利益的目的。同時，“除你我私信方親筆也”一句還告訴我們，此後洪、應之間往來信函，凡屬二人“親筆”者，均屬“私信”，非第三人所知，這一點對於判斷袁世凱、趙秉鈞與後來宋案各環節是否有關，具有極重要的意義。而由“余外均預備送大總統閱”一句可知，即便是公事，洪述祖也是直接向袁世凱報告，而不是向其頂頭上司趙秉鈞報告，這就進一步證實了袁、洪之間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而趙秉鈞在很多事情的處理上，不過是邊緣人，甚至可能完全不知。

11月4日，洪述祖又電告應夔丞：“總統（盼）（真心）弟北上，允準三萬。”[182]這是洪述祖在6天當中第四次催促應夔丞北上。此後20多日當中，洪、應之間仍有函電往來，但今已不可得見，僅在11月29日洪述祖致應夔丞函中，有“續又接到金陵所發來函並報告各件，當即先後親呈總統”等語，揣其意應是關於共進會或南方治安方面之公事。其間，洪述祖一直在籌劃應夔丞來京與向中央索款之事。就在11月29日函中，洪述祖告知應夔丞，“連日俄蒙事忙，今日國務院會議始決定三萬之款準發”，並催促應夔丞趕快到京，說：“總統極盼吾弟速來……惟接此信後，望由津浦路克日前來，一謁總統，並領取款項，即行回南，亦無不可，務祈注意為盼。”[183]可見，經過洪述祖活動，袁世凱已同意應夔丞來京見面，國務院亦同意給其發款3萬，這筆款子當然是總統經洪述祖活動而允諾，然後提請國務院討論通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