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趙與洪應之疏離關系

從中央收撫應夔丞及共進會的來龍去脈可以看出，收撫計劃的提出與趙秉鈞沒有什麽關系；程德全任命應夔丞為江蘇駐滬巡查長、黎元洪取消應夔丞通緝令、總統頒布應夔丞特赦令，以及洪述祖邀請應夔丞入京，也與趙沒有直接關系。這從他1913年4月12日向北京《民立報》記者所述收撫應夔丞的過程也可以明顯看出。他說：

至應夔丞，則由程雪樓（即程德全——引者）推薦。總統以黎副總統曾拿辦其人，不之許。雪樓復與黎副總統商酌，謂其與青紅幫會黨甚稔，宜羈縻之。副總統乃電中央，請量予酌用。程雪樓復來書，謂願擔任經費，使為巡查，逐漸解散共進會。既而程雪樓復來書，謂此人殊愛面子，可令之一見總統。及應夔丞來，乃大擺架子，先通告內務部，謂其帶來旅長一名，隊長若幹名，小妾一名，軍刀若幹把，囑內務部招待之。到京後住金台旅館。此本年一月內事也。[229]

趙秉鈞未提洪述祖，但實際上如前所述，上述各事背後最主要的推動者便是洪述祖，而洪述祖則是奉袁世凱之命行事。趙說袁對程推薦應“不之許”，其實是為袁掩飾，實則如前引電文，袁對程之處置辦法完全贊同。趙秉鈞撥付應夔丞的5萬元遣散費，以及每月2000元的江蘇駐滬巡查長津貼，不過是在袁世凱做出決定後例行公事而已。趙秉鈞應應夔丞之請求發給其密碼電本，也不過是公事公辦。這兩件事在刺宋案發生之後，被國民黨人緊抓不放，認為趙、應之間有著不可告人的秘密，是完全沒有根據的。下面的章節中將會詳細討論這些問題。

至於趙、洪關系，由於洪為趙之秘書，刺宋案發生後，許多人將洪視為趙之私人，並由此懷疑趙為幕後主使，趙因此百余年來無法擺脫嫌疑。然而，這種僅僅建立在表面人事關系基礎上的推斷實在太過簡單，也太危險。而嚴格從證據來看，趙是不是殺宋主謀姑且不論，單就趙、洪關系來看，也絕非如當時及後來絕大多數人以為的那樣。讓我們首先來看趙秉鈞本人是如何說明他與洪述祖的關系的。先是1913年4月12日，趙秉鈞對來訪的北京《民立報》記者說道：

余向不識洪。前年革命時，唐少川（即唐紹儀——引者）與洪往來頗密，吾時住天津，耳其名，然終未識面也。乃吾任內務部，少川薦洪為秘書長，謂洪於革命有殊勛，姑位置之。此余識洪之始。此後洪寓與余私邸不遠，偶來余秘書室閑譚，向不曾辦公事，余亦奉以幹備而已。[230]

1913年4月25日，程、應通電宣布宋案證據後，趙秉鈞除了於4月28日發出“勘電”，辯解自己與政府同刺宋案無關外，又於4月29日特別就他和洪述祖的關系等問題與《新紀元報》記者有過如下問答：

問：君與洪述祖關系如何？

答：余不識洪，少川總揆屬余位置，因畀秘書。

問：洪氏在部勢力何如？

答：洪既新進，且嫌位卑，僅領幹修，不常視事。余亦謂系革命元勛（洪常自稱，少川亦為余言之），不以部務相煩。

問：正月間君委洪南下有諸？

答：否。余不以部務屬洪，洪亦自稱不願拘於尋常公事。正月間洪請假赴津，余方利其去部，立予批準，初不識其潛行赴滬也。[231]

此段對話中最後一問一答所說洪述祖1913年1月南下之事，與宋案的另一重要環節——調查歡迎國會團有關，將在本書下章詳細討論，此處暫不涉及。可能趙秉鈞覺得僅僅接受記者訪談還不能完全講清二人關系，故他緊接著又於5月初公開發表致北京《民立報》記者函，第三次就他和洪述祖的關系做出說明：

若洪述祖者，與鄙人素不相識，聞其與趙鳳昌至親，趙君在滬，與起義諸巨子蹤跡甚密，故洪頗預聞革命之事。辛亥年春（應為辛亥年秋——引者），唐紹儀請開郵傳部尚書缺，即系接洪之電報。唐寓天津，外間傳說是事及武漢事起清室退位詔即出於洪之手。唐以洪贊助共和，不為無功，因薦與鄙人，意欲為內務部秘書長。參議院所定官制，各部無秘書長名目，唐君雲即秘書亦可。當即委任是職。洪任秘書以來，到部未久，即有各報攻擊，洪擬引退，旋委調查水上警察差。嗣後並未到部辦事。洪屢屢患病，請假就醫，有時在津，有時到滬，請假呈文俱存在署中有案。此洪述祖來歷之實在情形也。[232]

由於趙秉鈞身居高位，又是洪述祖的頂頭上司，革命黨人對於他的上述公開說明，當然不會相信，認為“此種談話，無非欲以一手掩盡天下之目”，“蓋趙於洪破案時，則一味將自己與洪關系說得極淺，以便洗脫；於證據宣布之後，則一味將一切主使關系，又全然卸之洪述祖身上，雖前後自相矛盾，亦所不顧，左支右吾，情見勢絀矣”。[233]但我們作為百余年後與宋案毫無利害關系之人，則應實事求是，看看趙秉鈞所言是否屬實。首先有兩個基本史實需要澄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