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洪假收撫共進會與應建立詭秘關系

洪、應二人在辛亥鼎革以前的經歷雖然沒有交集，卻有許多驚人相似之處。應夔丞是浙江人，絕大部分時間在上海活動，洪述祖是江蘇人，也長期在上海生活。應夔丞曾在安徽擔任緝捕差使，洪述祖則在漢口擔任過警察局長。應夔丞在江蘇、河南兩次被清廷革職，洪述祖則在台灣和直隸兩次被清廷革職；特別是二人都曾因陳夔龍奏參而革職，應夔丞是在陳任江蘇巡撫時，洪述祖則在陳任直隸總督時。辛亥鼎革時，二人又都參加了推倒清廷的活動。所有這些，都使二人有了不少共同語言。尤其重要的是，二人都自認為有功民國，卻未被授予相匹配的職位，因而心有不滿，這就使他們很容易為牟取私利走到一起。而在性格上，二人也很類似，都是“素不安分”之人。洪述祖“最長於口辯”，“心術險狠，尤有敢作敢為之膽量”，其“才足以濟其奸”，[140]應夔丞則“口才甚辯”，“夙以冒險為天職”，[141]這就使他們容易一拍即合。隨著洪述祖擔任內務部秘書，二人的人生軌跡出現了交集的契機，原因是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深感“南北各省黨會林立，意見分歧，殊難取締”，[142]應夔丞作為長江流域幫會頭目，“屢以共進會名義恫嚇政府”，[143]於地方治安影響甚大，而整治地方治安恰為內務部職責。於是，洪、應二人借政府欲解散共進會之機，逐漸走到一起，並為了各自的私利展開合作。

二人合作首先出於洪述祖之主動。先是，洪述祖在1912年6月擔任內務部秘書後，因招權納賄，擅自“挖補公文”，任用私人，大受同僚攻擊，也引起總長趙秉鈞不滿（詳下文）。恰好其時趙秉鈞正準備整頓偵探局所，計劃於北京設“中央偵探總局”，於各江海要卡、通商碼頭及各邊省分設支局，“於東亞各國著名通商口岸分設偵探”，“以期辦事靈活”。[144]洪述祖遂“請派赴東南，調查水上警察，藉以出京；趙亦冀其離部也，遂漫許之”。[145]趙秉鈞本人後來曾在致北京《民立報》記者函中提到此事，有“洪任秘書以來，到部未久，即有各報攻擊，洪擬引退，旋委調查水上警察差”等話。[146]《神州日報》對此亦有記述，謂：

洪到部後，招權納賄，無所不為，其名譽甚劣，同署皆反對之，洪亦不能安於位，遂擬出京一次，暫避風潮，且要求趙總理委一外差，以全面子。時南方正倡辦水上警察，趙總理即派洪赴長江各省調查水上警察，並預先支給兩月薪俸，以為洪之此去，必不再回署也。[147]

調查水上警察是趙秉鈞賦予洪述祖的職責，但從後來洪述祖南下後的活動來看，他實際上還負有袁世凱給予他的使命，即收撫共進會。《亞細亞日報》說他是“自告奮勇”，“往滬勸其投誠”。[148]當然，這兩項使命有著共同的目標，都是為了整頓沿江沿海的治安問題，而當時對沿江沿海治安構成威脅的主要勢力之一，便是以應夔丞為會長、由青紅幫和公口等秘密社會改組而來的共進會，其黨徒遍布上海、浙江、江蘇乃至湖北、四川等長江流域許多地方。因此，洪述祖要完成其使命，就不能不與應夔丞打交道。然而，洪述祖與應夔丞並不相識，於是便有了介紹人總統府軍事顧問張紹曾的出現。刺宋案發生後從應宅搜獲的第一件證據，便是張紹曾的親筆介紹信，寫於1912年9月17日，由洪述祖帶往上海面交應夔丞。至於張、應結交，則是源於1912年4月初張奉袁世凱之命擔任長江宣撫大臣，南下“謀取消揚州分府，並策江浙統一”時，應夔丞曾“因賈賓卿統制之介紹，力任助理”，二人同赴揚州商辦。[149]揚州都督徐寶山很快致電袁世凱，同意“取銷揚州分府，以為中央統一先從省治統一之倡”。[150]是年6月，應夔丞籌備成立共進會，得到張紹曾支持，名列19位發起人之一。[151]在介紹信中，張紹曾寫道：

茲有內務部秘書長洪述祖先生南下公幹，因不知台端住址，特函介紹。洪君於民國之建設多所規畫，當道鹹依賴之，倘來造訪，或有就商事件，務請照拂一切。[152]

根據《大公報》“車站紀事”，洪述祖於9月20日離津南下，[153]面見應夔丞，由此開始二人的合作。需要特別指出的是，其時各部只有“秘書”，並無“秘書長”名目，[154]張紹曾介紹信稱洪述祖為“內務部秘書長”，有三種可能：一是張並不知各部沒有秘書長名目，全憑洪自我介紹；二是張雖知各部無秘書長名目，但因洪自稱秘書長，也就不便於信中揭破；三是張自以為洪述祖為秘書長，而洪亦不予糾正。總之，“秘書長”一職必為洪認可無疑，可見洪與應結交，一開始便有招搖撞騙嫌疑。在洪述祖返回北京大約半個月後，應夔丞曾有一電給洪，稱“致前中央特派員”，[155]可知洪此次南下，還有一個響亮的名頭——中央特派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