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宅所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

這是宋案各種史料當中，最直接、最核心，也是最有價值的史料。應夔丞、武士英分別在上海英、法租界被抓獲後，捕房從應宅起獲大量證據，其中最為重要者，便是洪述祖與應夔丞的往來函電。緊接著，捕房又會同前滬軍都督陳其美，至上海電報局查閱應、洪往來電報底稿，以為補充、校譯。經過會審公堂預審，明確二犯暗殺成立，遂於4月16—18日先後將二犯及相關證物移交中方。在對證據進行仔細點驗後，江蘇都督程德全和民政長應德閎，於4月25日深夜向全國發表“有電”，正式撮要宣布宋案證據。隨後又將53件證據以銅版紙刷印，這就是《前農林總長宋教仁被刺案內應夔丞家搜獲函電文件檢查報告》。

在宋案證據正式公布前，各種關於案情的傳聞早已充斥外間，來源不一，真偽難辨。因此，應宅所獲函電文件究竟可以暴露出怎樣的內幕，就成為各方關注的焦點。但這些函電文件能否作為“鐵證”，必須以其真實性和完整性為前提，為此，就需要對該項證據的搜查、移交、保管與宣布各個環節進行具體考察，並對其真實性做出判斷。

1.證據搜查

宋教仁於1913年3月20日在滬寧火車站遇刺後第3天，即3月24日淩晨，兇犯應夔丞由英租界總巡率領巡捕多名，在迎春坊三弄妓女李桂玉家抓獲，並押解至捕房。[14]待至天明，捕房又派巡捕押解應夔丞至其家查抄，是為第一次搜查。《民主報》曾對搜查情況有如下報道：

應家住新北門外文元坊，門首有一長而大之牌，上書“江蘇巡查長公署”數字，余一牌為“中華民國共進會機關部”，蓋應亦為共進會會長。共進會則從前之哥老會所改組者也。既至應家，分派巡捕多人，先行把守，入內檢查。有二室最為緊要，查出公文信件甚多，只將信面略閱一遍，至其中作何語，則未及細閱，由法總巡封完，擔負保存責任。尚有一鐵箱未啟，其鑰匙存法總巡處。[15]

由於應宅所在文元坊屬法租界管轄範圍，因此搜查主要由法總巡及法捕房負責。3月25日下午及26日下午，法捕房及英捕房又先後對應宅進行了第二、三兩次搜查，《民立報》續有報道：

昨日（指3月25日——引者）下午四時，法捕房捕頭藍君，帶同譯員趙振生，偕國民黨一人，並西探三名，華捕四名，續至拱宸門外文元坊北弄第二號應桂馨住宅，入內搜查。應之門首，懸有牌子三扇，一為“中華民國共進會機關部”，一為“江蘇駐滬巡查長公署”，一為“文匯公司經租處”。入門後，即派華捕兩名、安南捕兩名駐守大門，禁止閑人出入。藍君等入內，僅搜查房屋兩間，所得公文憑據甚多。後擡出紅漆皮箱一只，上有長春棧封條，帶回捕房。並抄得極要之證物，則六響手槍一把是也。該槍內尚存子彈三枚，未曾放出，當日在站前後共放出三彈。[16]拆驗其中之槍彈，則與宋君所受之子彈同式，此其最要之證據矣。又聞是日檢查時，蔔總巡及陳交涉使與王寵惠君、陸惠生君亦至。應夔丞亦由捕房用手銬銬住送來，見人猶逐一點頭，如無其事。檢查時，陳交涉使不許他人跟隨入內，國民黨員與之力爭，乃僅許一人，其人則陸惠生君也。至於應家內，巡捕看守甚嚴，即水龍皮帶等亦均配好，以防兇徒縱火。計應之住宅共有樓房五幢，廂房兩幢，其家人口甚多，法捕房搜查畢，即將其家之男婦一幹人，帶入捕房中……連來客共計二十六人，俟將來審明後分別拘留、釋放。至昨日（指3月26日——引者）下午四時，又經法副領事李君偕同藍總巡並趙翻譯等至應宅搜查，抄出外國式、中國式箱子各一只，內儲要件甚多，亦即帶回捕房，留候檢視；一面仍飭各捕看守前後門，候再查究。[17]

其中3月26日下午第三次搜查情況，《民立報》另有更詳細的報道，說是日“下午兩點三十分鐘，英捕房蔔總巡諭飭西探頭目阿姆斯脫郎（又譯作‘安姆斯脫郎’），帶同西探至法捕房，向捕頭藍維靄君聲請會同至應桂馨家第三次搜檢證物。藍君諾之，即偕同譯員趙振生、西探二名、華探四名至應處，又搜得手槍一支，子彈兩封，約十余粒，暨共進會簿據數本，皆有入會人名登載，秘密收藏者，亦為案中要緊證據，由應在捕房供認指出，前往吊取者也”。[18]對於從應宅拘押的26人，法捕房將其分為來客與眷屬異室看守，然後對來客逐一審認，發現當中有一身材短小、身著新服者，頗為可疑，遂派人至滬寧車站覓得當時曾見兇手面目者一人至，經辨認，確認其人就是刺宋兇手，姓武，名士英，山西人，又名吳福銘。武亦供認不諱，親自簽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