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臯： 中國科學院學部的定位與調整

受訪人：薛攀臯先生

訪談人：熊衛民、張志會

整理人：熊衛民

訪談時間：2010年9月—2011年11月

訪談地點：北京中科院黃莊小區薛先生家

熊衛民（右）訪談薛攀臯先生（2010年12月16日張志會攝於薛先生家）

為撰寫《科研管理四十年——薛攀臯訪談錄》，2010年9月—2011年11月，熊衛民、張志會對薛攀臯先生進行了數十次訪談。2015年，應王揚宗教授之邀，熊衛民將訪談中關於學部的部分，以薛先生自述的方式，整理成文，作為“中國科學院學部成立60周年”專題之一部分，供《科學文化評論》刊登。

1955—1990年間，中國科學院學部有過幾次不同的定位。作為全程親歷者，薛攀臯先生回顧了不同時期生物學部所從事的工作、所面臨的困難以及學部調整定位的原因。文章認為，管理好科研機構的關鍵，不在於管理者是內行、外行還是管理專家，而在於尊重科學自身發展的規律，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給科研機構和科研人員放權，讓他們自由、自主地開展工作。

從1951年大學畢業至1991年退休，我在中國科學院（以下簡稱科學院）院部工作了40年，其中，大部分時間又是在學部工作。可以說，我親歷了中國科學院學部從籌備、成立到被非法撤銷，從重建到基本找準自身位置的跌宕起伏的過程，對其中的酸甜苦辣有所體會。退休之後，我寫了一些有關科學院歷史和中國現代生物學史的文章，對於該如何管理科研機構和科學工作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建立學部與學術領導

從福州大學生物系畢業並經過近兩個月的集訓，1951年9月，我被分配到科學院辦公廳調查研究室生物學地學組工作。兩個月後，即隨同竺可楨副院長去南京和上海，給“中國科學院院部組織機構調整改組座談會做紀錄並整理會議紀要。此前已在北京召開過兩次這樣的座談會。舉行這類會議，目的是探討如何加強科學院對全國科學研究工作的組織和領導。與會代表普遍認為，應設立一個超脫於各部委的“全國科學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承擔起組織領導全國科學研究工作的任務。此紀要被科學院院部档案處保留至今，但成立該委員會的事卻沒有下文。

後來我才知道，早在科學院籌建階段，就有人提出成立由有關部門領導、專家、科研管理專家組成的“科學工作委員會”。但是有關領導以知識分子事權不宜過大為由，予以否定。中國科學院成立後，又提出成立“各種學科專門委員會”。到快定案時，為免引起人事麻煩，各種學科專門委員會制度被改成各種學科專門委員聘任制度，每個專門委員只以個人身份起顧問作用，沒有任何組織形式和組織行為。“全國科學工作計劃（指導）委員會”的動作，比前兩次更大了，難得通過自在情理之中。但在一個強調計劃的國度，如何組織領導全國的科學工作確實是一個問題。1953年2月至5月，科學院組織了以錢三強為團長、張稼夫為書記的代表團赴蘇聯訪問，就這個問題向“老大哥”問計。在學習和消化了蘇聯共產黨領導科學工作的經驗之後，當年11月，科學院黨組向中央提交報告，建議參照蘇聯經驗、結合中國的情況在科學院成立學術秘書處，成為院務會議在學術領導方面的有力助手，原來的計劃局改為學術秘書處下的辦事機構；院對各研究所分學部領導；改進研究所的領導，各所設立學術委員會。1954年3月，中央批準了科學院的這個報告。1954年6月，科學院成立學術秘書處。1955年6月，經多輪遴選，全國各領域專家233人被選聘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組成科學院四個學部——物理學數學化學部、生物學地學部、技術科學部和哲學社會科學部。學術秘書處於1956年7月撤銷，而學部持續至今。

我先被分到生物學地學部，1957年5月生物學地學部一分為二後，我又被分到生物學部工作。據我所知，剛成立的這兩年，學部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一）組織制訂國家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

這是科學院院長顧問柯夫達建議的，先由科學院學術秘書處和三個自然科學方面的學部組織科學院各研究所的360位專家制訂科學院1953—1967年遠景計劃，再由專門為此成立的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組織全國600多位科學家來編制全國的規劃。這方面的文章很多，我也發表過，就不多說了。

（二）召開青島遺傳學座談會

1956年8月，在中宣部的領導下，科學院和高等教育部聯合組織五六十位專家，在青島召開了一個貫徹“百家爭鳴”方針的會。此會給摩爾根派平了反，對於遺傳學在中國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宋振能對會議做了詳細記錄並請本人審定，以會務小組名義編輯成《遺傳學座談會發言記錄》一書，於1957年由科學出版社內部發行。1985年，李佩珊等將其收入《百家爭鳴——科學發展的必由之路》由商務印書館公開出版。關於這個會議，也有很多的回憶和研究，我也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