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攀臯： 心理學科在中國（1949—1976）

受訪人：薛攀臯先生

訪談人：熊衛民

整理人：熊衛民

訪談時間：2005年11月18日

訪談地點：北京中科院黃莊小區薛先生家

薛攀臯先生（2005年11月25日熊衛民攝於薛先生家）

心理學是當前時代之顯學，實踐價值也非常大，但心理學在中國的發展卻充滿了坎坷。在這篇訪談中，中國科學院生物學部前副主任薛攀臯回顧了1949—1976年間，中國高層黨政機構和要員介入中國心理學和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令其多次起落、反復變化的過程。由此可以看出獨立自主對學科發展的重要性，以及政治幹預對於科學事業所造成的影響。

我對改革開放前心理學在中國的命運比較關注。為什麽呢？有幾個原因。第一，與社會學、摩爾根遺傳學等的撤銷是受蘇聯的影響不同，心理學的撤銷是中國自主決定的——我問過好幾位在蘇聯留過學的心理學研究人員，他們都說，蘇聯黨政系統沒有對心理學發動過有組織的批判運動。第二，從1950年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以下簡稱“心理所”）開始籌備到“文化大革命”中心理學科的消滅，它折騰的時間很長。第三，這期間，從正確到錯誤，又從錯誤到正確，反復了很多次。第四，決定這個學科命運的在很大程度上是權力，決定這個學科的興亡。第五，感同身受。自1951年9月大學畢業被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院部科研管理部門工作起，我長期負責聯系中國科學院心理研究所，親身體驗了心理學大批判運動的沖擊。

丁瓚與心理研究所的籌建和降格

在建立心理所之前，先有一個籌備處。早在1949年6月，中共中央就責成宣傳部長陸定一籌建科學院。從白區來的心理學家丁瓚和從紅區來的化學家惲子強協助陸定一工作，物理學家錢三強也參與其事。1949年11月中國科學院正式成立後，接收了原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所屬的20多個研究所和其他研究機構，以此為基礎調整組建了第一批17個研究所，另設了3個研究所籌備處。心理所籌備處是其中之一，1950年6月向文委備案。

從當時的狀況看，心理方面成立研究所條件是不夠的。這得從心理學的歷史說起。雖然自古以來，人們就十分關注心理活動並試圖對它加以詮釋，並且也有不少哲學著作曾探討心理學方面的問題，但是，獨立於哲學思辨的現代心理學的創立，一般是以1879年威廉·馮特（Wilhelm Wundt，1832—1920）在德國萊比錫大學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為標志。而中國引入現代心理學的歷史更短。到1917年時，在校長蔡元培（他是馮特的學生）的支持下，北京大學才開設心理學課程，並建立起中國第一個心理學實驗室。1920年，南京高等師範學校（現南京大學的前身）開辦我國第一個心理學系。隨後，許多高校開始設心理學系。這些系有的設在理學院（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武昌華中大學等），有的設在文學院、教育學院（如燕京大學、輔仁大學、大夏大學等）。1929年，在蔡元培的倡導下，中央研究院設立了國內唯一的心理學專門研究機構——心理學研究所。

雖然成立了不少心理學的教研機構，但由於戰事不斷，中國的心理學發展緩慢，學校培養出來的為數不多的心理學畢業生找不到合適的工作。而中央研究院心理學研究所則更是人員分散，難以為繼。1948年，該所所長汪敬熙請假往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任職。中研院曾多次函電促其返國主持所務，均無切實答復。1949年10月，該院院務委員會決定，撤銷該所，將僅存的一位研究人員（助理研究員魯子惠）並入醫學研究所籌備處，圖書儀器也暫由該籌備處代管。於是，在中國科學院接管中央研究院駐上海辦事處和研究所時，該所就已經不復存在。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心理所仍被積極籌備。這跟時任中國科學院黨組副書記、辦公廳副主任的丁瓚是心理學家，希望心理學在中國蓬勃發展有關。他聯絡了不少心理學家，發起了一系列的活動，積極推動此事。竺可楨副院長（當時兼計劃局局長）似乎對此有不同意見。他在1950年3月的日記中寫道：心理研究所籌備處是丁瓚主張成立的，召開心理學專家會議討論此事，也是丁瓚發動的。由於丁瓚是習心理學的，故急欲心理所之能成立。“郭沫若已答應，所以勢在必設。”

心理所籌備處成立時，主任是燕京大學心理系教授陸志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