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振能： 我與中國科學院（1956—1977）

受訪人：宋振能先生

訪談人：熊衛民

整理人：熊衛民

訪談時間：2008年1月8日、11日、18日、27日

訪談地點：北京中科院中關村小區宋先生家

宋振能先生（1990年）

“文化大革命”期間，和別的機構類似，中國科學院也發生過很多驚心動魄的大事，令人遺憾的是，這些事情大多沒有記入档案。於是，當事人的回憶變得十分重要。

宋振能，1929年生，研究員級高級工程師，1950年畢業於福建協和大學生物系，同年分配到中國科學院院部，從事生物科研組織管理工作，歷任見習科員、科員、生物學部辦公室副主任、一局副局長、生物學部副主任等職，在那裏工作了近四十年，“文革”期間仍然如此，他對1965—1976年的中國科學院的回憶，可補該時段文獻之所缺。其中，關於1972年的全國科技工作會議、“百家爭鳴”座談會、胡耀邦等整頓科學院的部分，史料價值尤其高。

科學院的三線建設

熊衛民（以下簡稱熊）：上次談到您去安徽參加農業勞動和“四清”，1965年初回來，參與科學院的三線建設工作。

宋振能（以下簡稱宋）：三線建設是當時的大事，我回來的時候已經開始搞了，我參與得並不多。

熊：您參沒參與生物學研究所遷移方案的制訂工作？

宋：我沒參與，近來聽人說，生物學部的三線遷移方案是老薛（薛攀臯）拍腦袋寫出來的。老薛寫的遷移計劃我有沒有看過，完全記不起來了。但按我的看法，科學院生物學研究所對貫徹三線遷移的工作並不太積極。據我後來了解，只有上海的植物生理研究所在四川某地搞了很少的一些基本建設工作，去了少量科技人員；遺傳研究所在山西運城搞了一個很小的點，有少數人在做準備工作，打算萬一有什麽情況才搬過去；植物所、動物所也曾在昆明選址，但都還沒真正搞起來。然後就都停了。

熊：為什麽停下來？

宋：“文化大革命”發生後，去的人就都回來了。

熊：為什麽要搞三線建設？

宋：當時我在農村，具體原因我不了解。不過據我推測，可能跟當時的國際形勢有關。那時候，我們跟前蘇聯、美國的關系都很不好。記得在我去農村之前，老過（過興先）有一次去聽傳達（或是參觀一個什麽展覽會），回來傳達說，美國無人駕駛的U2飛機被我們打下來了，檢查發現其中的各項設備都很先進，尤其是照相機，能把北京地區的細微之處都照得很清楚。後來又聽傳達說，毛澤東提出要搞備戰。他改了明朝朱元璋的一句話，說要“深挖洞、廣積糧、不稱霸”。不知道這是不是三線建設的由頭。

對於把研究機構向西部山溝裏遷移，研究人員，尤其是科學家，多數是不贊成的。因為搞一次大搬家，對科研工作影響太大。但那時候黨指揮一切，下了命令，就只能勉強服從。

熊：貫徹時需要你們去說服嗎？

宋：沒有。只聽到傳達說這是中央的決定，而且還要求抓緊行動。

熊：您做這方面的工作沒有？

宋：我沒有參加，這些都是聽說的。我從農村回來時，就感到國內的政治形勢有點異常，類似以前要搞政治運動的局面，各單位大抓“政治掛帥”，學解放軍、學大慶，改黨委制，設政治部。

科學院機構改制

熊：請詳細介紹一下當時的機構改制工作，比如黨組改黨委。

宋：實際上是換湯不換藥，黨委委員和黨委書記大多數是原黨組的人，除了換名稱，工作沒什麽實質的變化。當時主要就是搞政治掛帥，經常政治學習，業務工作沒搞多少。

熊：院黨委和院黨組的行政級別有變化沒有？

宋：好像沒有，都是部級。

熊：作為生物學部辦公室副主任，您當時具體抓什麽工作？當時的研究所是不是一方面搞“四清”，一方面進行業務工作？這些工作你們都領導嗎？

宋：“四清”對絕大多數研究所的工作影響並不大。科學院本身並不是每個所都搞“四清”。我聽說在京區只搞兩個試點，一個是化學所，一個是力學所。我上次說過，就北京地區而言，下到農村去搞“四清”的，似乎沒有高級研究人員，大多數都是助理研究員以下的。那時候生物學部有兩個副主任，一位副主任叫姜紀五，從植物所調來的，全面負責，黨的工作由他抓；另一位就是老過，主要管業務工作。我回來後不久，老過也下到農村去搞“四清”。從裴麗生管生物學部之後，北京地區生物的研究所搞個生物口或叫生物片。黨組掌握情況，更多的是通過黨的系統。由主管學部的秘書長或副秘書長召集北京各所的黨核心小組組長開會討論，決定問題。業務方面的工作，還是通過我們學部的人員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