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1] 美國人是如何將對滿足物質欲望的喜好與對自由的熱愛和對公共事務的關心結合在一起的

當一個民主國家[2]變成專制君主國家時，人們以前在公私兩方面所表現出來的積極性將會馬上匯集到私的方面。這樣一來，在初始階段將會出現物質上的巨大繁榮，但是，在不久後，這種繁榮就會減速，最後停滯不前。[3]

我認為，凡是經營工業與商業的民族，都不存在自由。對於這一點，我們或許可以從不知道能否從都靈人、佛羅倫薩人、英國人那裏找到例證。也就是說，自由和實業這兩個事物之間存在著緊密與必然的聯系。

一般來說，所有的國家都存在這種現象，而對於民主國家來說，尤為如此。

我在前面已經講過，對於生活在平等時代的人來說，他們只能夠通過結社來得到他們想要的任何福利。而另一方面，我也曾指出，政治自由能讓結社的技術日臻完善和普及。因此，在平等的時代，自由實際上非常有利於人們創造財富。相反，專制則會對人們致富造成極大的阻礙。

在民主時代，專制帶來的東西並非暴虐和兇狠，而是煩擾。這類專制雖然沒有損害人性，但卻壓制人們的經商活動和削弱人們創辦實業的才幹。

因此，在民主時代，人們只有得到自由才能獲得他們長期追求的物質享樂。

然而，對於這種享樂的過度喜好，有時會讓他們在遇到強權時就立即屈服。於是，人們追求福利的激情便會不斷減退，被另外一種相反的激情所取代，使他們忘卻原本的目標。

事實上，對於民主國家的公民來說，這種轉變是十分危險的。

在民主國家，當人們對於物質享樂的愛好勝過文化和自由的發展時，他們一看到新的東西就會立刻變得無比激動，並費盡心思想得到這些東西。

由於他們一心想要發財，所以在他們眼中，那條把他們的個人幸福與全體繁榮聯系起來的緊密紐帶完全變得不值一提。他們會自動放棄他們已有的權力，根本無須你去動手剝奪。在他們看來，履行公民的政治義務是一種令人厭惡的事情，因為它妨礙了他們，使得他們無法專注於自己的實業活動。如果讓他們去選舉代表，或請他們為當局效勞，或共同擔負一些公共工作，則他們會以沒有時間作為托詞，不願將他們的寶貴時間用在一些對他們來說沒有收益的工作上。在他們看來，任何認真追求生活中的重大利益的人，都不應該去做這些無聊的勾當。這些人雖然“正確理解的個人利益”原則，但他們仍然沒有清楚地認識到這個原則。而且，對於所謂的個人利益他們過於看重，從而忽略了重點：那就是自己應當繼續做自己的主人。

由於人們只關心自己的工作，基本不會費心於公共事務，那些曾經為公共事務而操勞的階級又不復存在，所以政府好像出現了空缺，沒人進行管理。

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有一個精明強幹的野心家執掌政權，那麽，他肯定會發現，篡權的大道無比寬敞平坦。

在一段時期內，只要他能一心處理好各項物質利益，他在其他時間內就能隨意地做各種事情而不會受到人們的反對。維持社會安定是他的首要任務。而對於那些熱衷於追求物質享樂的人來說，在沒有看到自由如何為他們的物質福利帶來幫助之前，卻早已目睹發現自由的濫用對物質福利的損害。當公眾的激情對他們私人生活造成一定影響，使得他們失去一些小快樂時，他們會立刻提高警惕，寢食難安。而一直以來對於無政府狀態的懼怕，又使得他們生活得忐忑不安，一看到出現騷亂就隨時準備放棄自由。

我承認社會安寧是一件好事，但有一點我必須指出，所有的國家在出現暴政之前都會有一段安寧的時期。不過，我們也並不能因此就推斷，社會安寧不必重視，只不過，國家需要的實際上並不僅僅是安寧。如果一個民族只要求其國家維持社會秩序的穩定，其余都不在乎的話，那麽這樣的民族實際上已經受控於財富的奴役，過不了多久，他們就會受制於人。

這樣的民族不僅要提防個人的專制，對於黨派的專制同樣如此。

如果社會集體考慮的只是自己的私人利益，那麽，無論多小的派別都有可能因此而控制公共事務。因此，就像我們在戲院看到的一樣，在世界的大舞台上，經常存在這種現象：一小部分人代表了全體大眾。他們代表了那些未出席或者對此毫不關心的人，獨自在舞台上表演。他們恣意地規劃著所有事務，修改法律，踐踏民情。接著，我們就將目睹：一小撮軟弱無能的人究竟是如何控制一個偉大的民族的。

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對於上述的這些危險，美國人都能幸運地避開。在這一點上，他們確實值得欽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