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說：一個全能型宰相

開元八年（公元720年），源乾曜和張嘉貞繼任宰相。就像前面兩屆宰相班子都是一正一輔、一剛一柔一樣，這次唱主角的人是張嘉貞；而源乾曜雖說是二次拜相，資格比張嘉貞老得多，但由於為人寬厚，所以還是像從前那樣甘當配角，凡事皆推讓之，不敢與其爭權。

張嘉貞為人精明強幹，早在武周時期就在政壇上嶄露頭角，歷任中書舍人、秦州都督、並州長史等職，在地方上頗有善政，史稱其“為政嚴肅，甚為人吏所畏”。（《舊唐書·張嘉貞傳》）。如果單純從治理政務的能力來看，張嘉貞可以說是一個能臣，與姚崇有幾分相似之處。然而，他卻沒有姚崇善變圓滑的一面，而是極為剛愎自用。拜相沒多久，他就毫不避諱地提拔了幾個朝臣作為心腹，組成了一個小圈子。盡管時人對此頗有微詞，他卻不以為意，依然故我。

假如在他的宰相任內，始終只有一個源乾曜給他當綠葉的話，那張嘉貞的宰相生涯肯定是順風順水的。

只可惜，事實並非如此。

就在他拜相的第二年，有個注定要和他死磕的人，就從地方上飄然回朝，旋即入相，成了這一屆領導班子中的第三號人物。

讓張嘉貞頗有些懊惱的是——這個人的資歷比源乾曜還要老，與前兩任宰相姚崇和宋璟也不相上下。並且更要命的是，這個人的性格絕不像源乾曜那樣溫良敦厚，唯唯諾諾，而是跟他張嘉貞一樣精明自負，不肯讓人。

這個人是誰？

他就是張說。

開元九年（公元721年）九月，張說從並州長史、天兵節度大使任上回朝，擢任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

作為數年前被玄宗罷黜的功臣，張說能夠有機會回朝，並且還能官復宰相，委實有些出人意料。因為在當初那麽多被罷黜的功臣中，他是唯一一個東山再起，梅開二度的。

那麽，張說憑什麽能梅開二度呢？

其實，只要細究玄宗此時的心態，張說的復相也就不難理解了。

首先，此一時彼一時也。玄宗親政之初，最大的擔心是皇權受到功臣的威脅，所以必須把功臣們逐出權力核心，他才能心安。而現在，經過姚崇、宋璟兩任宰相的治理，政治早已步入正軌，國力也是蒸蒸日上，玄宗的皇權更是穩如泰山，再也不用擔心有人篡位奪權了。在這個時候，如果玄宗覺得某個昔日功臣的身上還有可資利用的價值，他有什麽理由不加以利用呢？

其次，隨著開元初期玄宗君臣的勵精圖治，時至開元九年，一個太平治世已經初具規模。如果說前面的八年，玄宗需要姚崇和宋璟這樣的能臣賢相來奠定治世基業的話，那麽此刻，玄宗最迫切需要的，則是有一個文學宰相來替他粉飾太平，鋪排盛世風光。

而張說，恰恰是這方面獨一無二的最佳人選。

因為在當時，張說是朝野公認的文壇領袖，被譽為“一代文宗”。

早在武周時期，張說的文才便深受武曌賞識，曾奉命參與大型古詩集《三教珠英》的編纂。當時參加編纂的還有著名詩人宋之問、沈佺期、杜審言（杜甫的祖父）等，皆為一時才俊。睿宗時期，張說還曾供職東宮，擔任李隆基的文學侍從，“深見親敬”。後來張說拜相，又奉詔監修國史。即便是在被玄宗罷黜之後，在北方邊境擔任軍職的那幾年裏，張說仍奉朝廷之命，“賫史本隨軍修撰”，也就是在繁忙的軍務之余，始終兼著國史的編撰工作，從來沒有間斷。由此可見，玄宗對他在文史方面的才能一直是深為倚重的。

史稱張說“前後三秉大政，掌文學之任凡三十年。為文俊麗，用思精密，朝廷大手筆，皆特承中旨撰述，天下詞人，鹹諷誦之。尤長於碑文、墓志，當代無能及者”（《舊唐書·張說傳》）。可想而知，由這樣一位政壇元老兼文章聖手來為玄宗描摹盛世畫卷，再合適不過了。

最後，也是難能可貴的一點是，張說不僅是一代文宗，同時還是一個有勇有謀的軍事將領，可以稱得上是文武雙全的復合型人才。而此時的大唐帝國通過將近十年的積累，國力已經日漸雄厚，所以當初姚崇“不幸邊功”的建言也已被玄宗拋諸腦後，其開邊拓土，炫耀武功的思想早已擡頭。在此情況下，讓文武兼資，熟悉軍隊和邊防事務的張說復相，也就是順理成章的事情了。

關於張說在軍事上的才幹和膽略，有兩個例子足以證明。

開元八年，張說擔任天兵軍節度使，駐紮在並州，與駐紮在朔方（今寧夏靈武市）的王晙互為掎角，共同防禦突厥（這個王晙，就是當初救了劉幽求一命的那個桂州都督，時任朔方軍節度使）。由於地處胡漢交界地帶，所以在他們各自的防區內，都住著許多歸降的突厥部落。這些突厥人雖然已經降唐，表面上似乎沒什麽威脅，但是一旦有什麽風吹草動，隨時有可能復叛，所以無論對張說還是對王晙來講，這些突厥降眾始終是他們眼皮底下的定時炸彈，一點也不讓人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