掃除最後的障礙——李賢

據說李賢天性聰敏，很小的時候就已熟讀《尚書》《禮記》《論語》等儒家經典，並能背誦古詩賦數十篇，有“暫經領覽，遂即不忘”的本領。由於他勤奮好學，腹有詩書，所以自然也就“容止端雅，深為高宗所嗟賞”。

上元二年六月，李賢剛剛繼任太子，高宗旋即命他監國。

在治理朝政方面，新太子的經驗固然是不及一生中七次監國的故太子李弘，但是李賢的表現也並未讓朝野失望。在監國期間，史稱其“處事明審，為時論所稱”。高宗喜出望外，很快便降下一道手詔，對李賢大加褒揚，說他“自頃監國，留心政要。撫字之道，既盡於哀矜；刑網所施，務存於審察。加以聽覽余暇，專精墳典……”他在施政中既能做到寬厚公正，又不失精明審慎；而且表揚他在繁忙的政務之余還能用功讀書等等。總之，新太子的各方面表現都讓高宗十分欣慰，所以在手詔的最後，高宗還特意強調了八個字——“家國之寄，深副所懷！”（《舊唐書·章懷太子傳》）

在此，高宗的滿腔殷切之情溢於言表——他迫切希望李賢能夠在政治上盡快成熟起來，以便早日接班。

高宗之所以表現得如此迫不及待，是因為李弘之死對他造成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在過去的十多年裏，高宗花費了大量的心血，剛剛把李弘培養成一個朝野公認的合格接班人，可他卻說沒就沒了。這不僅讓高宗多年的努力全部白費，而且給東宮造成了一個青黃不接的權力真空。所以，此時擺在高宗面前最緊迫的任務，就是必須在最短時間內重新打造一個儲君——一個讓文武百官和朝野上下都能服膺並擁戴的合格儲君！

為了盡快達成這個目標，高宗在上元二年的八九月間，亦即李弘剛剛下葬之後，馬上對宰相班子（實際上就是東宮班子）作出了調整：

原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劉仁軌升為左仆射、同三品，兼太子賓客。

原戶部尚書，兼太子左庶子戴至德升為右仆射、同三品，兼太子賓客。

原大理卿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張文瓘升為侍中，兼太子賓客。

原中書侍郎、同三品郝處俊升為中書令、同三品，兼太子賓客。

原吏部侍郎兼太子右庶子、同三品李敬玄升為吏部尚書兼太子左庶子，同三品如故。

顯而易見，整個宰相班子及故太子弘的原班人馬，現在已經全部轉為新太子賢的東宮屬官。朝野上下都看得出來，以高宗培養李賢的決心之大、力度之強，如果不出現什麽意外的話，新太子賢必將很快入繼大統、登基為帝。

然而，緊接著發生的一件事情，卻幾乎讓所有人都大跌眼鏡。

這就是至今仍然令人百思不解並且眾說紛紜的“高宗遜位”事件。

儀鳳元年（公元676年）四月，高宗忽然向宰相們提出，準備讓武後“攝知國政”，實際上就是打算遜位給天後。

這是怎麽回事？

高宗莫非是病糊塗了？剛剛在李賢身上花了那麽大力氣、做了那麽多事情，現在自己又把它全盤推翻，說要遜位給天後，他到底什麽意思？

如此出人意料的荒唐提議立刻遭到宰相們的強烈反對。

中書令郝處俊憂心忡忡地說：“臣聞《禮經》雲：‘天子理陽道，後理陰德，外內和順，國家以治。’然則帝之於後，猶日之於月，陽之於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則謫見於天，下則成禍於人。昔魏文帝著令，雖有少主，尚不許皇後臨朝，所以追鑒成敗，杜其萌也。況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陛下正合慎守宗廟，傳之子孫，誠不可持國與人，有私於後。且曠古以來，未有此事，伏乞特垂詳審！”同時，另一個宰相李義琰也說：“處俊所引經典，其言至忠，聖慮無疑，則蒼生幸甚！”（《唐會要·識量上》）

其他宰相的意見雖然沒有記載，但是他們的立場卻不難推知。比如劉仁軌，曾是李義府的頭號政敵，而且歷來反對武後臨朝，他當然不會支持天後攝政；再如戴至德和張文瓘，長期兼任東宮僚屬，在李弘最後一次監國期間又曾實際主持政務，和武後之間無疑也存在著極大的利益沖突和權力緊張關系。因此，高宗的動議必然會遭到宰相們的否決。

雖然這個遜位動議最終沒有付諸實施，但是此舉卻讓宰相們丈二和尚摸不著頭腦，同時也給後世的治史者留下了一個大大的疑問——

高宗為什麽要這麽做？

我們都知道，早在李弘臨死之前，高宗就已經宣布要禪位給他了。就算是在李弘暴亡之後，高宗也很快就把李賢立為太子，並且強烈表現出要讓他盡快接班的樣子，可為什麽在這個時候，高宗又一反常態，突然提出要遜位給武後呢？如果說是由於不堪忍受長年病痛的折磨，急欲脫卸治理天下的重擔，那他為什麽不幹脆傳位給李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