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皇後到天後（第2/6頁）

除了國際形勢風雲突變之外，國內形勢也令人擔憂。從鹹亨元年三月開始，一些地方就出現了旱情，到了八月，關中又遭遇嚴重的幹旱，導致京畿地區出現饑荒，朝廷不得不讓百姓前往各州逐食，同時也準備把朝廷暫時遷往洛陽，以解決皇室和文武百官的吃飯問題。

國家如此，武後個人也同樣面臨危機。

首先是她在外朝的心腹都相繼離去。如李義府早在幾年前就被流放遠地、死於貶所，而袁公瑜也是被一貶再貶，早就遠離了權力中心，其他的幾個“翊贊功臣”也都已病故，剩下最後一個死黨許敬宗，又在這一年三月因年老體衰而不得不致仕。這些人都是武後在朝中的利益代言人，沒有了他們，武後自然就陷入了勢單力孤的境地。

其次，武後的母親榮國夫人也在這一年九月病逝。這位長年誦經禮佛的老太太活了九十二歲，雖說如此高壽已屬人間稀有，但是她的亡故還是讓武後感到了極大的悲傷。因為這麽多年來，母親楊氏始終是她政治上最堅定的支持者。尤其是在她爭奪皇後之位的關鍵時刻，母親不僅在背後為她出謀劃策，而且還不顧年邁親自出面奔走，這一切都讓武後一直深懷感激。此外，在武後走向權力巔峰的道路上，幾乎每一步都沾著親人的鮮血，如長女安定公主，姐姐韓國夫人，外甥女賀蘭氏，同父兄武元慶、武元爽，堂兄弟武惟良、武懷運，無不是死在武後的手中。當親情在政治的碾壓下近乎完全泯滅的時候，母親楊氏無疑是武後唯一的情感慰藉和親情寄托。

如今母親終於駕鶴西去，而國家憂患又與個人危機同時襲來，頓時讓武後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孤獨和茫然之中。

古代中國人普遍相信天人感應之說，他們篤定地認為，凡是出現重大天災，必是人事出了問題。所以當這一年國家突然遭遇內憂外患時，朝中許多對武後心懷不滿的大臣便借機發難，紛紛把矛頭指向武後，宣稱天下大旱必然與皇後專權有關。

面對驟然來臨的各種壓力，武後忽然作出了一個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決定。

鹹亨元年閏九月，她以天下久旱為由，正式向高宗提出避位的請求。所謂避位，也就是因天災而引咎，要求辭去皇後之位。

朝野輿論頓時嘩然。

武後居然提出避位？這不是太陽打西邊出來了嗎？這個視權力如生命的女人，這個從來不向任何困難屈服的武後，居然甘心放棄她為之拼搏了半生的皇後之位，從此向命運繳械投降嗎？

人們幾乎不敢相信這是真的。

在這個微妙的時刻，朝野上下頓時把目光全部聚焦到了天子李治的身上，都睜大了眼睛看他到底會怎麽做。

高宗很快就作出了回答。

兩個字——不許。

他當然不許。因為這幾年來，他的身體已是每況愈下，長年的疾病纏身使他不得不對武後產生了越來越嚴重的依賴。一旦沒有武後，高宗根本就無法獨自處理政務。

此外，讓高宗不同意武後避位的另一個原因是——他心裏很清楚，武後這麽做並不是真的想放棄權力，而是在以退為進！

她的目的有二：

一，故作高姿態，平息朝野上下對她的不利輿論。

你們不是都說我專權嗎？那我幹脆辭職不幹了，看你們還能說些什麽！

二，用這種主動承擔責任的方式向天下人強調，她才是大唐帝國真正的主宰者。

因為權力和責任是成正比的，所以，誰承擔最大責任，誰當然就是擁有最高權力的人！

試問，武後這麽做，不是明擺著把天子李治置於尷尬之地嗎？古往今來，只聽說出了天災由皇帝下詔罪己的，哪裏有皇後自請避位的？

如果高宗真的答應了她的請求，那無異於把自己擺在了一個從屬的地位，更無異於扇自己一個響亮的耳光。

高宗當然不會這麽傻，所以他必然要駁回武後的避位請求。

鹹亨元年的避位事件，顯然是武後化被動為主動的一著妙棋。如此一來，她不但巧妙地堵住了朝野上下的悠悠眾口，而且進一步提升了自己的威望，在天下人面前樹立起了“心系天下、不徇己私”的高大形象。

武後既然表現得如此高姿態，高宗當然也不能不有所表示。

隨後，高宗宣布輟朝三日，為武後的母親楊氏舉辦了無比風光的高規格葬禮——命司刑太常伯（刑部尚書）盧承慶主持喪葬事宜，特令宰相戴至德持節吊唁，又命在京九品以上文武官員及外朝誥命夫人，都必須前去吊喪哭拜，並送葬至渭橋；葬禮規格等同親王，墓碑由高宗親筆書寫。稍後，又追贈武士彟為太尉、太原王，封楊氏為太原王妃，謚號忠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