貞觀的黃昏（第2/3頁）

也是在同一年，李世民似乎預感到了自己時日無多，於是“披鏡前蹤，博覽史籍，聚其要言，以為近誡”，專門寫作了一篇《帝範》，總結了前人的政治智慧和自己一生的執政經驗，鄭重其事地把它交給了大唐王朝的政治接班人——皇太子李治。

這是一篇名垂千古的政治遺囑，也是一冊享譽後世的政治教科書。

李世民在文章的最後，語重心長地說了一段話。這段話既可以視為他對太子李治的諄諄教誨，也可以視為李世民對自己二十三年帝王生涯所作的一次自我批評和自我總結：

汝當更求古之哲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不免為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台榭屢有興作，犬馬鷹隼，無遠不致，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惜哉！”（《資治通鑒》卷一九八）

“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大過微，故業不墮”！

誠哉斯言！

這句話，完全可以作為李世民一生的蓋棺論定之語。

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李世民在晚年能夠如此清醒地看待自己的一生，並且如此真誠地剖析一生的功過，既不刻意隱惡，也不過分溢美，實屬難能可貴。

在貞觀的早晨，李世民的青年時代曾經有過一種麗日噴薄的激昂之美。

在貞觀的正午，李世民的壯年時代也曾經有過一種如日中天的壯闊之美。

而當貞觀時代的黃昏來臨，當一個偉人與自己生命中的夕陽迎面相遇，有誰能說，在一切絢爛終歸於平淡的這一刻，西天的那抹斜陽沒有一種淒艷而無言的靜美呢？

李世民的健康狀況是從貞觀十九年冬天開始惡化的。

從遼東班師的途中，李世民就患上了癰病1。直到次年三月回到長安後，病情才略有好轉，但始終未能痊愈。“上疾未全平，欲專保養”，因而下詔，將“軍國機務並委皇太子處決”。太子李治在“聽政於東宮”的間隙，隨時“入侍藥膳，不離左右”。

同年十月，李世民從靈州回來，又患了重感冒，身心疲累，只好靜心調養，於十一月又把一般政務交給了太子李治。

貞觀二十一年（公元647年）二月，也就是在李世民宣布二征高麗的同時，他再次患上風疾2，直到十一月才基本病愈，但卻只能“三日一視朝”（《資治通鑒》卷一九八）。可見當時李世民的健康已是每況愈下，體質已經非常虛弱了。

從東征高麗回來後的這幾年中，李世民就這樣被接二連三的疾病所困擾。積極的藥物治療始終未能有效改善他的身體狀況，在此情況下，李世民終於把目光轉向了某種超自然的力量。

他開始服食丹藥。

他開始服食江湖方士為他煉制的所謂“長生丹藥”。

曾幾何時，唐太宗李世民對諸如此類的迷信是最為嗤之以鼻的。比如貞觀二年，李世民就曾經在一次談話中，對秦皇漢武迷信神仙之術發出了恥笑。他說：“神仙事本是虛妄，空有其名。秦始皇非分愛好，為方士所詐，乃遣童男童女數千人，隨其入海求神仙……漢武帝為求神仙，乃將女嫁道術之人，事既無驗，便行誅戮。據此二事，神仙不煩妄求也。”（《貞觀政要》卷六）

貞觀十一年二月，李世民又曾經在一道號召“儉葬”的詔書中，提出了自己隨順自然的生死觀。他說：“夫生者天地之大德，壽者脩短之常數。生有七尺之形，壽以百齡為限。含靈稟氣，莫不同焉，皆得之於自然，不可以分外企也。雖復回天轉日之力，盡妙窮神之智，生必有終，皆不能免。”（《唐大詔令集》卷七十六）

這番話說得何等透徹，這樣的生死觀又是何等超然和灑脫！

可令人遺憾的是，當死亡的陰影真的降臨他頭上的時候，李世民卻徹底放棄了他早年的生死觀，無可挽回地走上一條與古代帝王一樣的迷信方術、希求長生的老路。

可是，長生丹藥非但沒有給他帶來長生，反而使他的身體狀況進一步惡化。

李世民以為是國內的方士水平不夠，又在大臣的引薦之下，於貞觀二十二年（公元648年）把一個印度的婆羅門僧召進了太極宮。此人“自言壽二百歲，雲有長生之術”。

如果在早年，光憑這句話，李世民肯定一下子就能斷定——這家夥是個標準的大忽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