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建國後我軍正規化建設的歷程及爭論的產生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中國人民解放軍面臨的首要任務是建立強大的正規化軍隊，擔負起保衛國防、反擊帝國主義侵略的任務。這就要求我軍從戰爭年代的兵種單一、裝備落後、編制和規章制度不統一和遊擊習氣中改變過來，轉化成多兵種合成軍隊、適應現代化條件下的作戰，特別是經歷了抗美援朝戰爭後，這種願望越來越迫切。1952年毛澤東以軍委主席的名義給軍事學院第一期畢業學員的訓詞中指出：“中國人民的建軍歷史，已經走過了二十五年的長期路程，在國際上除蘇聯以外，‘無與倫比’。但在中國人民尚未獲得全國勝利之前，由於客觀物質條件的限制，其軍事建設又尚處於比較低級的階段，也就是裝備簡單低劣，編制、制度非正規，缺乏嚴格的軍事紀律和作戰指揮不集中、不統一及帶遊擊性，等等，這些在過去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而也是正確的。可是，自從中國人民獲得了全國範圍的勝利之後，這種客觀情況已經起了基本上的變化，我們現在已經進到建軍的高級階段，也就是進入掌握現代技術的階段，客觀條件已完全具備了這種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觀努力，就一定可以實現。與現代化裝備相適應的，就是要求部隊建設的正規化，就是要求實行統一的指揮、統一的制度、統一的編制、統一的紀律、統一的訓練，就是要求實現諸兵種密切的協同動作。”[2]這是我軍建設的基本方針。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當時最現實的選擇是向蘇軍學習。20世紀50年代初我國與蘇聯關系密切，根據雙方協議，蘇方向我軍提供武器裝備，派出專家顧問，幫助我軍正規化建設。從1952年起，在全國掀起了向蘇聯學習的熱潮。軍隊也是如此，首先從軍事訓練和院校建設入手，抓共同條令的編修和軍事幹部的培養。當年在訓練總監部工作的彭施魯同志回憶：“在1952年前後，我們在建軍工作的一系列問題上，開始了一個向蘇軍學習的階段。編制體制、兵役制度、條令規程、薪金制度、軍銜制度、獎懲制度，等等，幾乎全部是仿效蘇軍的做法。當時在總部工作的一些領導還提出過一些不恰當的口號，如‘不走樣地學’、‘高學低用、死學活用、先學後用’等。這些提法都是針對當時所存在的在學習蘇軍經驗方面持懷疑態度者的。這幾句話有的是當時身為國防部長的彭德懷同志提出的，有的是當時主管訓練工作的副總參謀長張宗遜同志提出的。這樣的口號對於推動學習蘇軍的先進經驗是起了作用的，有其積極性的一面；但是對於學習外國經驗中的教條主義的形成，也起了同樣的作用，產生了消極的後果。”[3]

所謂“消極後果”，就是在“全盤蘇化”的背景下，在軍事訓練和教育工作中產生了一些教條主義傾向。有的過分依靠蘇方顧問，有的過於推崇蘇軍制度，把蘇軍制度生搬硬套到我軍的日常工作和學習中。例如，軍事學院學習曾實行“六小時一貫制”，每天上午連續學習6個小時，晚上加班學。有些學員感到吃不消。考試實行口試，由一名主考和兩名陪考向學員發問，根據學員的回答情況打分。有些學員感到太嚴格，吃不消，稱為“三堂會審”，要求取消。下級見上級要有報告詞，哨兵換崗時要擊鼓吹號。在一些生活待遇上過分強調等級，使幹部之間形成了明顯的差別和距離。在軍事學院學習的我軍高級將領，對這些教條主義的做法很有意見，認為這是違背我軍的傳統和作風的，應予糾正。

1956年8月25日，軍事學院戰役系學員李夫克給劉伯承院長和院黨委寫了一封長信，反映教學中存在的問題。信中除了對“六小時一貫制”和考試制度提出意見外，也談到教材中重復太多、空話太多、內容陳舊等問題。他特別強調的是，學習現代戰爭理論應該和我軍的具體實際相結合。信中說：“在學習中我們深深地感到，在現代戰爭中我們自己的經驗仍然是可貴的，特別是解放戰爭和朝鮮戰爭的經驗，系統科學地總結和利用這些經驗來教育幹部是十分重要的。蘇聯衛國戰爭的經驗，從戰爭的規模和兵種的數量、質量來說比我們的經驗要全面一些。但它是在西方戰場，作戰對象是德國這個具體的條件取得的。我們的經驗不僅是在我們的自然地理、社會環境及美蔣這個作戰對象的具體條件下取得的，而且又都是在敵我軍力對比比較苛刻的條件下取得的，這就是我們的經驗之所以可貴的地方。”

劉伯承院長當時在上海養病，看到李夫克來信後，予以高度重視。9月4日他寫信給院黨委，指出：“夫克同志從學習角度、親身的體驗，客觀地作出檢討、提意見，很好。特建議：院委將該信印發各級黨委和支部，使他們領導黨內幹部和黨外相關幹部討論，著重提出今後如何改進訓練工作的具體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