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國防部報告和反“教條主義”擴大化

全軍範圍的反“教條主義”，是從1956年下半年開始的。大氣候是由於中蘇關系的變化，2月，蘇共二十大全盤否定斯大林，導致了中蘇兩黨關系破裂的開端。4月，《人民日報》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一文，毛澤東發表《論十大關系》，提出向外國學習“不能盲目的學，不能一切照抄，機械搬用”。並明確指出，“學術界也好，經濟界也好，都還有教條主義”。雖然正面還宣稱學習蘇聯，實質上已經開始轉彎。

按照中央部署，軍隊內部開始學習《改造我們的學習》等五個文件，意圖就是要破除對蘇聯的迷信，反對教條主義。在軍事學院和國防部的訓練總監部，爭論尤為激烈，爭論的焦點是：教條主義傾向究竟是局部的，還是全軍性的；在一個單位中，究竟是占主導地位，還是只在某些方面存在。起初，這種爭論是在民主的氣氛下進行的，各種意見都可以毫無顧忌地表達出來。李夫克和蔡鐵根的信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寫出來的。本來通過這樣的爭論，對發展適合我軍實際的軍事教學和訓練是有益處的。但是由於國防部和彭德懷本人的幹預，把反“教條主義”擴大化了。

1956年9月，主持軍訓工作的副總長張宗遜派訓總院校處處長彭施魯帶一個工作組到南京，了解軍事學院學習五個文件後的情況。在座談時一些學員和幹部談了學院中存在的教條主義的情況。令彭施魯吃驚的是，“不少人對學院領導提了許多尖銳的意見，主要是反映學院裏民主空氣不夠，壓服較多。從他們說話的口氣中，聽得出對院長劉伯承元帥是諒解的，但對其他領導借劉帥的威望壓制民主則甚為不滿。他們沒有指名道姓，但聽得出來是針對當時實際主持工作者陳伯鈞同志講的”。[7]工作組回京報告後，11月張宗遜又帶領工作組來到軍事學院調查，並寫出了正式報告。報告中肯定了幾年來學習蘇軍經驗的成績，同時又指出了學習中的片面性，把很多不適用於我軍的東西也學來了。後來由彭施魯執筆，把報告內容改寫成《關於幾年來訓練工作的我見》，用張宗遜的名義發表在1957年2月9日的《解放軍報》上。

看過張宗遜的報告後，彭德懷感到軍事學院的問題嚴重，於是在1957年2月與陳賡、譚政等率領國防部工作組到軍事學院檢查工作。在聽取了院領導、幹部和學員的匯報後，彭德懷談了自己的意見。他說：“根據匯報的情況來看，在學院教學中，不是有無教條主義的問題，而是教條主義相當嚴重。最主要的表現是教學內容和我國我軍實際情況不相適應。”“當然就軍事學院的歷史條件和客觀情況來看，就現在的事實來看，產生這種相當嚴重的教條主義現象，也不是意外的，不能把責任歸咎於哪一個人。要論責任，我也是有責任的。”他指責院校黨委在反教條主義的問題上“采取徘徊、猶豫、拖延的態度”，強調“我軍在長期革命戰爭中所表現的一個最根本的特點，就是以劣勢的裝備技術戰勝優勢裝備技術的強大敵人。這個特點過去一貫是我軍制定作戰原則的主要根據，因而我軍的基本經驗也是以劣勢裝備戰勝優勢裝備敵人的經驗”，“說我們過去的東西沒有什麽值得學習，是沒有根據的”，“我軍在學術方面現在最大的缺點，是我軍的經驗沒有進行系統的整理和總結。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認為學院應當著重研究毛澤東同志的軍事著作，作為指針，來整理我軍的歷史經驗。”回到北京後，他對講話記錄進行了整理，4月24日送給毛澤東，並附信說：他“感到該院在教學工作中教條主義傾向相當嚴重。因為這個學院是訓練我軍高級幹部的學校，對於全軍的學校和部隊影響很大，所以我特別向該院黨委講了一次話，著重提出該院應當開展反教條主義的工作”。[8]

為了強調反教條主義問題，彭德懷又在《講話》的基礎上整理補充了一個《視察南京軍區工作向黨中央和軍委的報告》，5月20日上報中央。經毛澤東批準後，公開發表在軍內刊物《八一雜志》上。《報告》中的第二部分是“軍事學院反教條主義問題”，內容比《講話》更具體化了，指出教條主義的具體表現是“在教材和作業想定中，對於我軍黨委集體領導和首長分工負責相結合的制度，對於我軍的政治工作制度照顧少，多半是采用了‘一長制’的精神。編寫教材和作業想定的根據，沒有注意我軍現有的裝備技術條件以及我軍最近的及將來可能達到的裝備技術水平，而是把蘇軍已經高度機械化了的裝備技術條件作為依據。在戰術演習中，除了注意到一般地形條件下的攻防戰術之外，很少針對我國大部分沿海地區山地多、河流多、水田多的特點，忽視了我軍長期在復雜地形條件下所采用的滲透、穿插、迂回、包圍等戰術活動，把大部分演習都設想在一般起伏地帶，都設想為大規模的正面攻防戰。這樣教學的結果，固然一方面可以使幹部取得一些現代技術條件下的戰爭規律知識，但是，另一方面就包含著一個危險，這便是一旦發生了戰爭，我們的軍隊就可能不會以劣勢的裝備去戰勝優勢裝備的敵人，也可能不會在山地、水網、河川地帶進行作戰，將使我軍在戰爭初期遭受不必要的損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