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防空部隊來華

嚴峻的形勢使華東局書記、華東軍政委員會主席饒漱石和上海市長陳毅感到壓力極大，心情沉重。由於防空力量不可能在短期內戰勝國民黨飛機的空襲，黨和政府沒有能力保衛大上海的安全，於是只能尋求躲避轟炸的策略。那些天華東局連續召集會議，商量市民疏散和工廠遷移的問題。2月23日，《解放日報》頭條新聞是“面向內地前途無限光明，內遷各廠先後開工，原料便利產品暢銷”，介紹了1949年底遷到天津的四個卷煙廠、針織內衣工廠先後開工生產的情況，為進一步內遷工廠制造輿論。但是這些內遷的工廠都是不足百人的私營小企業，如果要將造船、電力、鋼鐵等大企業遷往內地，談何容易。所以饒漱石將情況報告給主持中央工作的劉少奇，劉少奇又轉報給正在蘇聯訪問的毛澤東。

得知上海連續遭到轟炸的消息，遠在蘇聯的毛澤東也十分焦急。中蘇談判到了關鍵時刻，2月14日，《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在莫斯科簽字。第一條規定：“一旦締約國任何一方受到日本或與日本同盟的國家之侵襲，因而處於戰爭狀態時，締約國另一方即盡其全力給予軍事及其他援助。”這一條是中國方面提出的建議。當時毛澤東的指導思想是希望在解放台灣時，得到蘇聯海空軍的支持，這就確立了中蘇兩國軍事聯盟的基礎。當時空軍司令員劉亞樓和海軍司令員蕭勁光都隨周恩來到了蘇聯，商談籌建中國空軍和海軍購買設備和派遣顧問，建立技術學校等具體問題。條約簽訂前，毛澤東收到劉少奇轉來饒漱石的電報。中國領導人緊急約見蘇聯領導人，請求蘇聯出動空軍協助上海防空。蘇聯方面答應了中國的請求，17日，毛澤東致電劉少奇：

《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簽訂

少奇同志即轉饒漱石同志：

醜文電悉。積極防空，保衛上海，已籌有妥善可靠辦法，不日即可實施。上海工廠不要勉強疏散，盡可能維持下去。但對上述防空辦法，務須保持秘密，以期一舉殲敵。我們今夜動身回國。[24]

毛澤東所說的“妥善可靠辦法”，是應中國政府的邀請，蘇聯派出一支防空混合集團軍，由巴基斯基中將指揮，來上海協助防空。2月12日傍晚，莫斯科防空軍區司令莫斯卡連科上將緊急召集軍區參謀長巴基斯基中將交代任務。赴上海的蘇軍防空集群由最精銳的莫斯科防空部隊組成，巴基斯基出任司令，斯柳薩列夫將軍任副司令，亞庫申上校任殲擊機部隊指揮官，米羅諾夫上校為後勤部長，斯皮裏多諾夫上校為第52高炮師師長。

巴維爾·費多洛維奇·巴基斯基，1924年參加蘇聯紅軍，在衛國戰爭期間先後在烏克蘭和白俄羅斯方面軍中任步兵第73軍、50軍和128軍軍長，參與了解放波蘭、殲滅東普魯士德軍重兵集團、攻克柏林和解放布拉格的戰役，建立了卓越的功績。1948—1950年任莫斯科防空軍區參謀長，1950—1953年任空軍副總司令兼參謀長，1954—1965年任莫斯科防空區司令，1966年任國防部副部長兼國土防空軍總司令。1968年授予其蘇聯元帥軍銜。[25]

巴基斯基中將

2月16日早晨，在莫斯科中央機場，巴基斯基與各部隊指揮員登上飛機，沿莫斯科－喀山－斯維爾德洛夫斯克－赤塔－哈爾濱－北京的路線飛往中國。2月17日上午，他們降落在北京機場，受到了中國同志非常熱烈的歡迎。抵達北京的當天，蘇軍將領拜會了朱德、周恩來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聶榮臻。中國領導人向他們介紹了上海的防空形勢和任務，他們也向中國領導人匯報了蘇軍來華防空部隊的基本情況。

得知蘇聯防空部隊即將來上海的消息，上海黨政軍負責人極其振奮。他們立即部署準備工作。上海警備司令部命令第97軍、99軍和100師官兵，並動員上萬民工，連夜突擊擴建江灣、大場、龍華三個飛機場，迎接蘇聯空軍的到來。3月1日，華東軍區決定組建上海防空司令部，統一領導上海市防空的各項工作，包括健全各級組織，調整兵力部署，建立空中情況警報系統，溝通指揮通訊，並配合蘇軍為其提供一切保障。由郭化若任司令員兼政委。上海軍民晝夜在機場施工，國民黨方面似乎感覺到了什麽。3月14日，國民黨舟山基地轟炸機18架、戰鬥機8架分批對修復的龍華機場進行轟炸，投彈194枚，將機場跑道炸了許多大坑，造成軍民17人傷亡。江南造船廠也再次遭到空襲，駐守該廠的高炮11團猛烈對空射擊，擊傷B-24轟炸機和P-51殲擊機各一架，迫使國民黨飛機升至5000米高空，匆忙投彈後返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