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國後的兩種命運

在解放軍中工作的日本朋友回國後，都非常懷念中國。新井侃教授寫了長篇回憶錄《越過長城》，原42軍野戰醫院護士十川八重子寫了長篇回憶錄《曉星》。從這些回憶錄中，我們可以比較完整地了解他們在解放軍中的經歷。日中邦交正常化之後，日本老戰士分別以原來的工作單位為名組織戰友聯誼會。有的以在中國參軍和分別的地方為名，如齊齊哈爾會、梨樹會、耒陽會等，新井醫生所在的原第29醫院的戰友組織了“長城會”。林彌一郎與東北老航校的戰友組織了“航七會”（東北老航校建國後改為第七航空學校）。大家每年聚會，出版特刊，回憶在中國的日子。從這些刊物中，我們也更詳細地了解各部隊日本朋友的經歷。中日建交後，打開了正常交往的大門，這些日本老戰士紛紛來中國訪問探友。

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不會忘記日本朋友的歷史功績。1956年6月27日，周恩來總理接見日本三團體訪華團時說：“我們很感謝一部分日本人，他們在解放戰爭期間，作為醫生、護士、技術員參加了解放戰爭，這些更增強了我們與日本人民締結友好關系的信心。日本的軍國主義確實是殘酷的，但是協助我們的日本人民有很多。”[9]日本老戰士回國後，也致力於發展日中友好關系。林彌一郎在“航七會”的基礎上創建了“日中和平友好會”，會員有八百余人。1985年1月，林彌一郎訪問北京，彭真委員長親切地會見了他，伍修權與林彌一郎談起當年贈手槍的情節，他們為重逢而感到由衷的高興。1986年3月在北京舉行“東北老航校”建校40周年校慶。空軍司令員王海隆重歡迎老師林彌一郎、大澄國一、內田元五等人的歸來。

20世紀80年代到90年代，日本老戰士“回娘家”的聯誼活動十分頻繁。原47軍野戰醫院的日本朋友於1990年回到黑山戰場，懷念遼沈戰役之黑山阻擊戰那些難忘的歲月。第29醫院的中日戰友互訪頻繁，日本戰友來到解放軍第304醫院與老戰友聯歡，原29醫院院長劉禦、李磊到日本與“長白會”的戰友敘舊。作者曾在北京拜訪原29醫院民族幹事元木和男、護士元木光子。他們說的中國話，都是解放軍中的革命語言。提起戰爭年代的往事和在解放軍中的生活，他們都念念不忘。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後，“回想四野會”會長中村光義給周恩來總理寫信，請中國駐日本大使陳楚轉呈，希望中國政府能夠歸還他們在解放戰爭期間榮獲的獎章。當年收回的獎章由於歷史原因，都已無法找到。經外交部、中日友協、解放軍總政治部研究，決定按原樣制作數千枚獎章補發給日本朋友。不僅如此，總政治部還按1955年解放軍第一次授銜的規定，給這些日本戰友補發了一枚“解放獎章”。制作後，兩箱由林彌一郎帶回日本，另兩箱交中村光義。“回想四野會”組成“紀念章獎章補發審交委員會”，對曾在中國人民解放軍中工作過的成員進行登記、調查，審查合格後予以補發。1996年8月7日，中村光義給中國戰友的信中說：“1946年參加解放軍的日本男女同志共計4000人，我們參加解放戰爭的日籍同志當時領取了東北、華北、華中南、解放獎章等紀念章，但1953年回國時，這些紀念章都被中國政府沒收了。1972年日中邦交正常化後，我直接給周恩來總理寫請求信，要求再交付。到1981年，中國政府經我手再交付了。1981年以來到現在，再次領取紀念章的人1560名，都有詳細的名單。”

但是回國後的“螞蟻部隊”成員的命運卻完全不同。1954年9月，“興安丸”載著400名從山西、河北釋放的“螞蟻部隊”官兵從中國回到日本。在鶴舞上岸後，他們得到日本厚生省引揚事務局官員的接待。士兵奧村和一看到自己的“引揚證明書”上“職業”一欄寫的是“軍人”，但注明：“昭和21年3月15日，現地現役除隊。”也就是說，在1946年，他們這些人已經被開除了軍籍。他們與戰後遣返的日軍官兵不同，活著沒有領取日本政府頒發的“軍人撫恤金”的資格，戰死的家屬也沒有領取“遺族撫恤金”的資格。正如一位老兵悲憤地說：“我們像螞蟻一樣被戰爭的鐵蹄踐踏了。”

這些為閻錫山作戰、被俘後經歷勞改生活的日軍回國後，一無軍籍，二無戶籍，生活非常艱難。而且他們在新中國的經歷被當局懷疑為“親共”，長年受到日本警方的監視，受到的歧視可想而知。2001年，奧村和一等十幾位幸存的老兵向東京地方法院提起訴訟，要求：山西殘留陣亡者作為公務犧牲，取消“現地除隊”的規定；承認1954年回國之前的軍籍，補發軍人和遺族撫恤金；查明山西殘留日軍的真相。2004年敗訴，奧村等五個老兵不服，繼續向東京高等法院和最高法院上訴，到2006年9月，他們全部敗訴。法院的理由是：“螞蟻部隊”的2600名官兵是“根據自由的個人意志”留下的“志願兵”，而非軍部命令留在中國作戰的雇傭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