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談判與歸國工作

解放戰爭結束後，四野部隊於1950年投入抗美援朝戰爭。出於政治考慮，日本醫生、護士沒有隨軍出國，被分配到地方軍區醫院或轉業到地方工作。新井侃教授被分配到南昌陸軍學校當醫生，過上了和平生活，他開始思念家鄉。一些日本同志向組織上提出回國的願望。1951年底，組織上告訴新井：中國政府正在考慮協助日僑回國，於是就有了1953年中日紅十字會的談判。

在協助日僑回國的過程中，承擔任務最多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各級政治部門。這次日僑回國任務最關鍵的部分，就是如何保證在解放軍中工作過的日籍人員安心和安全地回去，開始新的生活。中央安排日僑回國的指示下達後，東北、華北軍區政治部開始認真落實各項工作。首先是摸底、調查，華北軍區1953年12月給軍委總政治部的報告中說：“集中回國之日僑，除少數來自地方工礦企業外，絕大部分是日本投降後在我軍服務過的。他們在我黨我軍六七年的教育下，政治覺悟、思想水平均有所提高，有的在實際革命鬥爭中經過一定考驗和鍛煉，在工作中一般積極肯幹，有三分之一的人立過功。從日僑的档案材料中看出，各級黨政機關對他們的政治面目及歷史情況是了解較清楚的。”[7]

調查工作結束後，軍區政治部將日僑集中，進行動員工作。日僑多數人希望回國，但也有顧慮。有的認為自己是解放軍，不是日僑，不夠回國條件。有人怕回國受迫害，怕找不到職業無法維持生活。組織上首先肯定了他們參加中國革命鬥爭的貢獻和功績，向他們講明了國際局勢及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前景，指出現在具備了回國的條件，消除大家的顧慮。有些日僑準備回國就幹革命，組織上又向大家闡明了革命鬥爭的長期性、曲折性，讓他們回國後要適應日本的環境，過安定生活，不要輕易去搞革命鬥爭。

為了讓這些日僑回國後能正常生活，組織上為他們發放了資助金。元木和男說，當年按日本醫生、護士的級別和工資待遇，比照軍隊幹部復員轉業規定，每人補發了半年的工資，在國家外匯還十分困難的條件下，兌換成港幣。這筆錢當時在經濟凋敝的日本，是一筆相當大額的款子，基本上可以保證在日本作安家置業的費用。

軍區政治部還有一項重要工作，就是隱秘這些日僑的身份，避免他們回國後受到右派的迫害和當局的監視。組織上要求日僑交回軍用品和軍裝，以及所有能證明他們在軍隊工作的物品。在四野工作的日本戰友都獲得了三枚紀念章和一枚獎章，這是他們光榮和珍貴的歷史紀念。他們回國時，組織上要收回這些獎章。他們感到十分惋惜，非常舍不得。考慮到當時日本政府對華的態度，從愛護和關心他們的角度，向他們講明了道理。日本戰友識大體、顧大局，他們要求在情況允許時，發還給他們這些用生命和血汗獲得的珍貴獎品。中國政府和軍隊答應暫時保管，今後情況允許一定發還。

穿著中國幹部服裝回國的日本友人

收回了軍裝，組織上為日僑購置了便衣，就是當時中國流行的藍色人民裝和幹部帽，還有棉被、暖瓶等日用品。據華北軍區政治部給總政治部的報告，總計換裝費、資助費共開支四十一億元人民幣（舊幣，一萬元抵新人民幣一元）。當日僑登上回國的輪船時，知道內情的人從他們穿著的統一的人民裝，還是能識別他們的身份。

為了保證日僑安全回國，軍隊政治部門實行了嚴格的保密措施。即使是外交部當年參與日僑回國談判的人員，也不清楚這些在解放軍中工作的日僑情況。做好各項準備工作後，軍委總政治部向外交部提供了第一批回國的日僑清單。其中“東北各系統日本人分布狀況表”中，“軍隊關系”欄登記的日本僑民統計，“軍區直屬”579人，“衛生部”2730人，“軍工部”1074人，“軍需部”174人，共計4557人。“關內日本人分布概況表”中“野戰衛生部”2034人，這些人都是軍隊人員。太原市1000人，察哈爾大同縣300人，注明“捕虜”，說明他們是“螞蟻部隊”的戰俘。

關於“螞蟻部隊”的處置，華北軍區政治部1952年11月給軍委總政治部的報告說：“永年訓練團共有日俘707名，連同家屬361名，合計有1068名。其中經過審查，罪大惡極確定為戰犯移交地方公安機關管押者106名；罪惡不大以及有些嫌疑的日僑編為勞動大隊者601名。對戰犯的處理已與最高人民檢察署和華北行政委員會商妥，移交山西公安廳全部接管。勞動大隊與中財委聯系，已決定由中央農業部接收，農業部已決定將這些人遣往西陵從事農林墾植和修建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