挑糧沒有改變井岡山的困境

朱德挑糧的故事，表現了他與戰士同甘共苦、艱苦奮鬥的革命精神，但歷史事實證明，挑糧只解決了一時的困難，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井岡山的困境。

紅軍到山下向老百姓買糧食，是需要錢的。“八月失敗”回到井岡山後，紅軍遭到了國民黨軍的圍困，不能四出遊擊，打土豪籌款。買米的錢越用越少，紅軍生活陷入了困境。毛澤東在1928年11月25日給湖南省委的報告說：“給養問題：湖南省委要我們注意士兵的物質生活，至少要比普通工農的生活好。現在軍中的生活則相反，恐怕什麽人的生活都很少有紅軍這樣壞的。因為現洋缺乏，每天每人五分大洋的夥食錢（米由地方供給），時常難乎為繼。‘打倒資本家，天天吃南瓜’，士兵的諺語表示了他們的苦處。耐得苦，比四軍更耐得苦的恐怕也少了。僅僅發夥食錢，此外一切費用都省掉，每月都需現洋萬元以上，出發全靠打土豪。但一則打過的地方，沒得打了；二則敵人圍得緊緊的……打土豪也不許你打遠。三則敵情之嚴重，單獨一兩營兵簡直不能出去籌款。要籌款須得多兵，問題就不簡單了。現在全軍五千人的冬衣，雖得了棉花，還缺少布。這樣冷了，許多士兵還是穿兩層單衣。好在苦慣了，而且什麽人都是一樣苦，從軍長到夥夫，一律吃五分錢的夥食。發零用錢，兩角即一律兩角，四角即一律四角。大家又都懂得是為了無產階級受苦，因此又不怨恨什麽人。雖然如此，經濟問題始終是很嚴重的。”[2]（這是毛澤東報告的原始版本，後來《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井岡山的鬥爭》一文修訂時，刪去了其中大部分話。）

五分錢的夥食是什麽概念？井岡山老戰士黃達回憶：“那時的五分錢和現在的錢不太好換算。我小的時候，一塊銀元可以換八百個銅板。一分錢就是一個銀毫子，等於一百文。所以那時紅軍五分錢的夥食，每天只能吃三錢鹽、四錢油，常吃野菜、南瓜，很少吃肉，生活是很艱苦的。”

當時在28團當連長的粟裕回憶：“本來井岡山的經濟基礎就差，加上敵人的封鎖，就更困難了。部隊的生活是很艱苦的。布很難買到，軍衣都是自己動手作。領到白布，用鍋灰煮成灰顏色，裁好後自己一針一線地縫。我第一次做褲子時，不會裁，就把自己身上穿的一條褲子拆開來照樣子裁，然後再縫起來，做一條褲子縫兩次。穿著自己做的褲子格外高興。衣服很少更新，全身破破爛爛的。到了冬天，棉衣很少，號召共產黨員、團員不穿棉衣，讓給傷病員穿。所有幹部、戰士都會打草鞋，用稻草打。吃得也很苦，每天的夥食除糧食外，油鹽菜金五個銅板，基本上餐餐吃紅米、南瓜。南瓜吃了漲肚子，不好受。……最困難的是部隊吃不到鹽。不吃鹽，行軍、作戰沒得勁。後來自己熬硝鹽吃。硝鹽就是把房屋墻角下長的一種白毛刮下來，用水熬。那東西又苦又澀，但畢竟比沒有鹽好一些。”[3]

毛澤東也意識到井岡山可能堅持不了很久。他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談到了“以贛南為退步”的想法。他說：“非經濟上到了絕路，非往贛南就無法維持時，決不走此一路。萬不得已時也許要往贛南，但完全是為經濟而不是政治的意義。”

1928年12月，彭德懷率領平江起義的紅五軍上了井岡山。彭雖然只帶來了800人，但每天要吃飯，更加重了朱、毛的負擔。冬季來臨，井岡山的日子真的過不下去了。粟裕說：“井岡山經濟基礎薄弱，地區比較狹小。西邊是湘江，最近距離五十多公裏；東邊是贛江，最近距離也只有約五十公裏。兩江水深，不能徒涉，限制著我軍的行動。向北是九江、南昌、武漢、嶽陽等大城市，不能求得發展。所以這個地區作為一個後方是可以的，從戰略發展觀點來看，作為大發展的基地不夠理想。”在這個沒有多少回旋余地的山區待著，早晚會被困死。所以，1929年1月，朱、毛在山下柏露村開會，決定帶紅四軍主力下山，跳出國民黨軍的包圍圈，開辟新的根據地。此後，朱、毛紅軍開始了進軍瑞金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