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的產生和演變

“朱德的扁擔”故事的作者，是開國上將朱良才。朱良才（1900—1989），湖南汝城人。1927年10月入黨，1928年參加湘南暴動，在耒陽遇見朱德，加入紅軍。上井岡山後，他在軍部當通信員。建國後任北京軍區政委，1955年授予上將軍銜。

1956年7月，為了迎接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30周年，中央軍委向全軍老同志征文，編輯革命回憶錄《星火燎原》叢書。作為井岡山時期的老同志，朱良才寫了《這座山，它革命》《朱德的扁擔》《練兵與禦寒》《一根燈芯》四篇文章。

朱良才

朱良才的兒子朱新春說：在寫作期間，朱良才發現問題不少。《朱德的扁擔》是他根據自己的記憶，將有關人物、細節寫得較多，也較具體。但是與當年一起在紅四軍軍部警衛連當排長的肖新槐（開國中將）等幾個老同志一聊、一對證，大家的記憶都不一樣。終究是三十年前的事情，誰能把挑糧的細節記得那麽準確、那麽清晰？朱良才對文章進行了修改、簡化，最後形成了六百多字的定稿。文章發表後反響很大，大家認為這是進行革命傳統教育的好文章，被教育部收入了中小學《語文》課本。這個紅色經典，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孩子。

到了20世紀80年代，另一位當事人範樹德指出朱良才的文章中有記憶錯誤。範樹德（1907—1986），河北無極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後入黃埔軍校，畢業後到葉挺獨立團，參加北伐戰爭。1927年9月，隨武漢國民政府警衛團參加秋收起義，跟毛澤東上了井岡山。1928年朱毛會師後，範樹德任紅四軍軍需處處長，成為紅軍最早的後勤負責人。1934年中央紅軍長征後，範樹德被留在江西蘇區。1935年4月在汝城打遊擊時受傷被俘，因黃埔生的關系，他轉為國民黨軍官，抗戰後任鄭州綏靖公署少將副處長。1948年中原戰敗後，逃回桂林做小生意。1954年被桂林公安局逮捕，以戰犯身份長期在開封、西安監獄關押改造。1975年獲特赦釋放，1980年範樹德當上了桂林市政協委員。

範樹德的坎坷經歷，使他獲得自由後才能開口說話。他看到《朱德的扁擔》後，作為親身經歷者和見證人，在《文史通訊》1982年第三、四期撰文，提出朱良才的回憶中有三處與史實不符：①朱德扁擔上的文字，不是“朱德的扁擔”、“朱德記”這幾個字，而是扁擔的一端寫的是“朱德扁擔”，另一端寫的是“不準亂拿”，共八個字。②朱德挑糧的路線，朱良才說是從井岡山上到茅坪，而實際上是從柏露村到桃寮村。③挑糧重量，朱良才說是挑了“滿滿的一擔米”（當時一擔通常為一百斤），而實際上，是四十斤左右（當時範樹德二十來歲，也才挑了三十斤左右）。

江西地方黨史和博物館研究人員經過驗證，認為範樹德說的情況是準確的。當年在井岡山，毛澤東住在茅坪（就是八角樓所在地），朱德的軍部住在桃寮村。茅坪在井岡山半山腰上，山下的糧食是運不到那裏的，只能在寧岡礱市以下的地方。從礱市往下走，就是柏露村。這裏是永新通往井岡山上的必經之地。朱德挑糧是從柏露村到桃寮村，往返六十華裏，都是彎曲不平的盤山小路，因此，紅軍戰士都是挑三四十斤左右。朱德軍長年歲大了，可他“挑糧時，擔子一頭是行軍時背米的三個白布米袋，另一頭是一個用粗厚布縫的北方人叫作‘捎馬子’的米袋，兩頭共計裝40斤，再加上他經常佩帶的一支德造三號駁殼槍和一條裝有約百發子彈的皮子彈袋，總共約四十六七斤”。這已經是體能的極限了。

至於那根扁擔，就是朱德讓範樹德給他做的。範回憶說：“我當即帶名勤務兵到桃寮村張家祠附近找到一個姓張的老板娘（當時紅軍對當地中年以上婦女的稱呼），用一個銅板向她買了一根毛竹。削成兩根扁擔，一根送給朱德同志，另一根我留著自用。在朱德同志的那一根上，我用毛筆在一端寫上‘朱德扁擔’，另一端寫上‘不準亂拿’八個字。朱德笑著說：‘好啊，明天就用上了。’”

範樹德的回憶被認定後，井岡山革命歷史博物館為了復制這個文物，派專人帶著一根井岡山毛竹扁擔，前往廣西桂林，請範樹德在扁擔上重新題寫這八個字。範在扁擔上書寫後，來人高高興興地返回井岡山。一位細心人突然發現“朱德扁擔，不準亂拿”的“亂”字，當年必定是繁體字，而範樹德卻寫成了簡體“亂”字，明眼人一看便知是件不真實的復制品。為了還原歷史原貌，又第二次派人帶著扁擔赴桂林讓其重寫。然而範樹德已經去世，現在井岡山博物館展出的朱德的扁擔，就是範樹德書寫的帶有簡化“亂”字的八個字。歷史給人們留下了這點遺憾，同時也留下了朱德扁擔背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