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東方之夢

中國是日本最早的老師。日本又是中國最新的老師。中國革命者從日本譯來了《共產黨宣言》，日本浪人卻在中國炮制出法西斯理論。“三羽烏”從蒸汽浴室騰空而起，給世界的東方帶來巨大黑暗。

 

一、一言難盡的一衣帶水

 

若說中國與哪一個國家的關系最難說清，恐怕當屬日本。

 

歷史上沒有哪一個國家像中國這樣，給日本人以如此巨大的影響。

 

從漢字到圍棋，從《論語》到《法華經》，日本人幾乎一成不變地從中國學去了這些文化精髓。

 

歷史上也沒有哪一個國家像日本這樣，給中國人如此巨大的傷害。

 

自甲午戰爭始，哪一次針對中國的戰爭，都少不了日本；哪一個帝國主義殺人，都不像日本人那樣在南京屠城。

 

中日兩國，說不清的關系，說不清的恩怨，皆用這四個字帶過：一衣帶水。

 

因為一衣帶水，聯系方便，影響也方便；

 

因為一衣帶水，掠奪方便，侵略也方便。

 

日本原本也是被侵略者。而且對被侵略、被掠奪一直比中國有著更多的擔心。1837年幕府統治者德川齊昭發出預言：日本將是西方攻擊的第一個目標。中國太大，朝鮮和琉球又太小，對大不列顛的炮艦來說，日本恰好不大不小。

 

他比中國的道光皇帝先預感到危機。

 

三年以後危機來了，卻首先來到躺在床上抽鴉片的中國。

 

即使如此，鴉片戰爭的沖擊對日本也極大。許多人以鴉片戰爭為題著書立說，論述西方對東方的野心，慨嘆清政府的失敗，警告德川幕府如果不速籌對策，必重蹈中國覆轍。

 

詩人山田芳谷特賦濤一首：

 

勿峙內洋多礁砂，支那傾覆是前車。

 

浙江一帶唯流水，巨艦泝來歐羅巴。

 

日本還在不斷地向中國學習。這回學到的是危機。

 

日本的危機也緊隨中國之後，很快到來了。

 

1853年7月8日，美國的東印度艦隊司令官佩裏率薩斯克哈那號、密西西比號、普利茅斯號和薩拉托加號4艘軍艦打開日本國門。

 

1854年，美國強迫日本簽訂第一個不平等條約《神奈川條約》，規定日本開放下田、函館為對美通商口岸。

 

1855年，俄國強迫日本簽訂《下田條約》，劃定兩國在千島群島的疆界，並強迫日本開放下田、函館、長崎三港為對俄通商口岸。

 

1856年，荷蘭強迫日本簽署《和親條約》，片面規定荷蘭的權益和領事裁判權。

 

1857年和1858年，美國又與日本簽訂兩個所謂的《通商友好條約》，不僅奪得了租界和領事裁判權，而且剝奪了日本的關稅自主權。

 

1860年以後，英國、美國也分別強迫日本簽訂了不平等條約。

 

1863年至1864年，美、英、法、荷四國組成聯合艦隊，炮擊日本下關，勒索戰爭賠款，控制日本關稅，取得在日本的駐兵權。

 

日本面臨與中國同樣的命運。

 

明治維新以前的日本社會，也是一個超凝固、超停滯的社會。1864年，東京大學前身“開成所”的教授杉亨二讀到世界史法國大革命的章節，不禁驚呼：“人類社會之變動竟有如此之劇烈耶？余為之落膽也！”

 

可見社會的停滯已經給人們的思想意識帶來了何等深刻的影響。

 

真正使日本人睜開眼睛看世界的。一個是西方的堅船利炮，另一個是中國的魏源。

 

林則徐交代魏源寫的《海國圖志》《聖武記》《瀛環志略》，在中國沒有引起太大反響，鴉片戰爭後傳到日本，卻引起了強烈震動。這是日本統治者和知識界首先接觸到的洋學知識。魏源在日本的知名度遠遠超過中國。

 

合上魏源的書本睜開眼睛看世界時，對岸正火焰熊熊——大清王朝的圓明園被英法聯軍付之一炬。危機四伏的日本也必須作出選擇——怎樣避免重蹈中國的覆轍？

 

於是有了1868年的明治維新。

 

明治維新之前的6年——1862年，中國已經開始悄悄發生一場洋務運動。

 

明治維新既受中國危機及魏源思想的啟示，也為日本本身的危機所推動，還多多少少帶有一點兒效仿中國洋務運動的意思。

 

中國的洋務運動有曾國藩、左宗棠、李鴻章三個著名人物作為代表。

 

日本的明治維新也有所謂“三傑”：西鄉隆盛、木戶孝允、大久保利通。

 

中國的洋務運動核心是“師夷長技以自強”，謀求最終擺脫西方列強“堅船利炮”的威脅。

 

日本的明治維新提出“尊王攘夷”，也是為了挽救民族危機，驅逐外國侵略勢力。

 

但中國的洋務運動最終敗給了日本的明治維新。美國學者瑪麗·K.賴特夫人評價當時中國與日本的改革時說，洋務運動“既不是政變，不是革命，也不是一個新的時代，只不過是依仗全體士大夫的能力與努力，使歷史上難以避免的沒落過程留下的一個小陽春”，是企圖重新建立“中國保守主義的立足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