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地火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

蘇俄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吳佩孚而不是孫中山，斯大林在中國最早看好的是蔣介石而不是毛澤東。托洛茨基的警告與斯大林“擠檸檬”。陳獨秀也須看共產國際臉色。蔣介石的悲劇在於與毛澤東同時代。

各方都力圖破解：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麽能夠存在？

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列主義，送來了組織指導，甚至送來部分經費。但沒有送來武裝割據，沒有送來農村包圍城市，沒有送來槍杆子裏面出政權。

“打土豪、分田地”既是紅色政權政治動員的基礎，也是中國共產黨人經濟獨立的基礎。

他們的生命都沒有超過一個世紀。但他們的故事和他們的歷史卻要被後人用不盡的觀點，一個世紀一個世紀地描述下去。

歷史不論多麽精彩紛呈、驚心動魄，一旦活動於其中的那些鮮活的生命逐漸消失，也就逐漸變成了書架上一排又一排的故紙。

靜悄悄的圖書館內，靠角落那個書架上，有本如秋葉般枯黃脆裂的書，民國三十一年（1942年）十月重慶初版。翻到第195頁，可以見一篇寫於民國二十五年（1936年）十二月十二日的日記：

……淩晨五時半，床上運動畢，正在披衣，忽聞行轅大門前有槍聲，立命侍衛往視，未歸報，而第二槍發；再遣第二人往探，此後槍聲連續不止……

頗像一部拙劣的驚險小說的開頭。可以想見，當年寫到這裏，握筆的手定在不住顫抖。接著往下寫：

……出登後山，經飛虹橋至東側後門，門扃，倉促不得鑰，乃越墻而出。此墻離地僅丈許，不難跨越；但墻外下臨深溝，昏暗中不覺失足，著地後疼痛不能行。約三分鐘後，勉強起行，不數十步，至一小廟，有衛兵守住，扶掖以登。此山東隅並無山徑，而西行恐遇叛兵，故仍向東行進，山巔陡絕，攀緣摸索而上……

竟然連“離地丈許”的高墻也認為“不難跨越”，上墻之後未及細看，又飛身縱下而跌入深溝，出逃之狼狽倉皇與求生之急切魯莽，渾然一體。

難以想像，這個越墻攀山、身手不凡人已逾五十。

他就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蔣介石。

所記之事發生在1936年12月12日，史稱“西安事變”。

事變第二天上午，中共中央在保安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大多數人的意見是審蔣、除蔣。當天中午，毛澤東、周恩來致張學良電，14日紅軍將領致張學良、楊虎城電，15日紅軍將領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都是這個態度。

事變第三天，蘇聯《真理報》發表社論：“毫無疑問，張學良部隊舉行兵變的原因，應當從不惜利用一切手段幫助日本帝國主義推行奴役中國的事業的那些親日分子的陰謀活動中去尋找。”他們認為張學良是日本特務，事變乃日本陰謀主使。

日本政府則認為莫斯科同張學良達成了“攻防同盟”，張學良是蘇俄工具。蘇俄才是事變真正的後台。東京《每日新聞》發表社論：“中國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的條件下與張妥協，日本決強硬反對。”

南京方面，何應欽調兵遣將要動武，宋美齡穿針引線欲求和，戴季陶摔椅拍桌、大哭大叫，連平日頗為持重的居正也用變調的嗓音呼喊：“到了今日還不討伐張、楊，難道我們都是飯桶嗎？！”

凡此非常時期在中國政治舞台上立有一席之地的，無人是飯桶。

量變堆積歷史，質變分割歷史。人們能夠輕松覺出每日每時不息不止的量變，卻不易覺出行將到來或已經來到的質變。

1936年12月12日，當中國政治包含的量變已經足夠時，所有方面便被一只看不見的手，猝不及防地推到了前台。

歷史來到十字路口。

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蘇聯和共產國際、日本昭和軍閥集團，都在既謹慎又頑強、既堅定又遊移地探索自己真正的位置。表白著自己的立場，又修改著自己的立場。表白的同時又在修改，修改的同時又在表白。

在華清池跌傷了腰腿的蔣委員長，更是一瘸一跛來到十字路口。

事變大起大落，他也大起大落。先不屈不撓翻墻越院求生，後不管不顧躺在床上尋死；先當著張學良的面，明罵其受赤黨指使，後又當著周恩來的面，暗示想念在蘇聯加入了赤黨的兒子。

委員長方寸大亂。他連衣帽都未穿戴整齊，沉重的歷史帷幕便落下了，只容他將終生最為心痛的一句話。留在那頁幹枯得幾乎要碎裂的日記上：

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中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於二星期（至多一月內）可竟全功者，竟坐此變幾全隳於一旦。

和共產黨苦鬥8年，最後就差了兩個星期。8年共2920天。兩個星期為14天。8年與兩個星期之比，為1000：4.7。所謂差之毫厘，便失之了千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