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 我為什麽寫歷史推理

這是我寫的一本歷史推理書。

幾年前，我出版了新形式的歷史再敘事《復活的歷史：秦帝國的崩潰》（2007年，中華書局。後來做了增補，改名為《秦崩：從秦始皇到劉邦》，2010年由台灣聯經出版。2015年，再增補加注，由三聯書店出版），按照預定的計劃，我開始著手寫第二部：《復活的歷史：漢帝國的誕生》（其前部《楚亡：從項羽到韓信》，2013年由台灣聯經出版。2015年，增補加注，由三聯書店出版）。殊不知，鬼使神差，因緣際會，我竟然先寫成了這本歷史推理，自己也感到意外。

寫歷史推理，是多年以前就有的想法。

我入史學之門，算是科班正途，進北大歷史系，從考證開始起步，經過人物評論、事件原因探索，一直到史學理論，一步一個腳印，從基層走到高層，經歷了一個難得的完整過程。因為喜好哲學，遇事愛尋根問底，歷史是什麽，歷史學又是什麽的終極問題，始終是我的關懷。畢竟是千古的疑難，怕要求索一生。退而求其次，考證是什麽，考證的原理在哪裏？也一直吸引著我。多次實踐以後，漸漸悟出些道理來了，考證的基本思路，就是基於證據的推理。

基於證據的推理，不僅是歷史學的思想基礎，也是科學的思想基礎。歷史學與科學之間，在基礎的部分有相關的交接點，實在是使我感到高興，因為我曾經有過做科學家的少年夢。我愛讀偵探小說，最欽佩柯南道爾筆下的福爾摩斯，那種智慧的冷峻神態、瘦長的敏捷身姿，很使我著迷。偵探小說讀得多了以後，對於偵探們的思路，也大體看出門道來了，同樣是基於證據的推理。

偵探小說發端於英美，經過日本人的改進，發展成為體裁廣泛的推理小說，內容也由單純的刑警破案擴充到暴露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江戶川亂步、松本清張、森村誠一、東野圭吾……眾多的推理作家，宛若燦爛的群星，使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

我到日本以後，注意到一個有趣的事情，這些寫偵探小說的名家們，不少人喜好歷史，特別是古代史。他們不但用古代史做題材寫偵探小說，有些人還直接介入到古代史的研究中來。報紙電視關於古代史疑問的討論，常常是歷史學家、考古學家和偵探小說家同堂共議，爭鋒鬥智，那種融匯文學和史學、結合實證和推理的動人景象，在中國是未曾見過的。

著名歷史學家周一良先生不僅是中國古代史的大家和日本史的專家，也是偵探小說的愛好者。他讀了日本推理小說家高木彬光的推理小說《成吉思汗的秘密》後有所感，專門寫了一篇文章，題作《日本的推理小說與清代的考據之學—— 一種文化比較》。在這篇文章中，周先生結合自己讀書治學的體驗，指出了推理小說與考據之學間有相通的內在聯系，二者在基本思路上相同，都是基於形式邏輯的推理。

周先生是我所敬仰的老師，讀了他的文章，加深了我的感悟。我進而想到，不管是在歐美還是在日本，偵探小說都頗為流行，是得到國民喜愛的通俗文化。反之，在中國的流行文化中，沒有發達的推理小說，國民喜愛的方向，偏重在神怪武俠。神怪武俠是非邏輯的自由遐想，那種上天入地、出神入化的超脫和飛躍，不由得讓我想到莊子的無拘無束，道家的自然自由。諸子百家中，唯有名家是講思辨、重邏輯的哲學派別，經過秦始皇的焚書、漢武帝的尊儒以後，兩千多年來是斷絕了。這種斷絕，對於中國文化和國民心理的影響，不可不謂久遠深長。

諸子百家是中國文化的源頭和根本，是人類脫離鬼神迷信之後的東方理性覺醒，其豐富的內涵和無限的可能，先被政治專制的焚書打斷，後被文化統制的尊儒閹割，從此偏離多元的方向，失去了自由與活力，實在是兩千年來中國文化的不幸。痛定思痛後的當今中國文化，其最大的課題，就是回到古典，重鑄文化，在諸子百家的根上，嫁接現代的普世文化，發展出融匯古今中外的新文化來。

歷史是文化的核心，歷史學的開拓也是文化的課題之一。於是我又發奇想，是否可以在考據學的傳統之上，參照推理小說，發展出一種新的表現歷史的形式？我由此有了歷史推理的想法。

我是理論脫離實際論者，承認任何理論與實際之間都存在著差異，而這種差異，正是人為努力的所在。理論先行，有了想法以後，我開始著手實踐。歷史推理的內容，當然是歷史上的疑案。在古代史領域，到處都是難解的疑團，大到夏王朝是虛幻還是真有其事，小到秦始皇的父親是子異還是呂不韋，大凡是可以做考證文章的題目，都可以成為歷史推理的題材。問題在於形式，尋找合適的形式成了寫作歷史推理的關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