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與熊共舞（第4/14頁）

盡管布爾什維克在俄國取得了勝利，卻沒能促進世界範圍內革命事業的發展。正因為如此，在海外尋找革命契機的過程中，蘇維埃的領導者們做出了擁抱一切的姿態。奪得政權之後，布爾什維克立刻向中國人民喊話，號召大家起來反抗帝國主義的侵略，爭取獨立，同時宣布廢止沙俄在中國的所有特權。這一舉措給中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對凡爾賽會議的結果感到失望之後，這種印象更加強烈。布爾什維克派遣密使前往北京評估時局，尋找值得資助的革命者。1922年，阿道夫·阿布拉莫維奇·越飛[3]率領一個正式的外交使團來到北京，謀求北京政府承認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的合法地位。當時北京的軍閥們正忙著向英國人獻殷勤，把越飛撂到了一邊。他便轉而趕赴上海，會見孫文。

蘇俄對此行並沒有抱太大的幻想。盡管如此，他們還是認為孫文值得栽培。作為一個現成的不太鋒利的工具，只要交付到能人手裏，國民黨還是具有潛在的利用價值，而孫文則可以擔任名義上的領袖。

1923年1月18日，慶齡和還未從廣州之難中緩過神來的孫文一起，在位於莫裏哀路的住宅裏設晚宴招待越飛。為了跟孫文商談事務，這位蘇維埃外交官在那裏又多待了幾天，兩人自始至終都用英語進行交流。越飛讓孫文明白，蘇聯對中國並沒有宏大的計劃。中國還處在封建社會之中，無產階級剛開始出現雛形，因此還不具備實行蘇維埃式的共產主義革命的“適當條件”。這實際上是重點概括了列寧和托洛茨基對中國的基本判斷，因此可以說越飛是個非常直率的人。不過我們可以看到，斯大林跟他們的觀點並不一致。蘇聯人民對中國人的苦難抱有“最熱心的”同情，中國可以依靠蘇聯人的支持發動革命。在孫文的要求下，越飛以書面形式重申了新成立的蘇維埃政府早先堅持的主張：宣布取消沙俄在中國的所有特權，包括沙俄與清政府簽訂的所有條約和協定。

1923年1月26日，越飛和孫文用英文發表了一項聯合聲明，總結了雙方達成的上述共識。隨後，越飛離開上海，趕赴日本東京。

然而，聲明中沒有披露的一點是，蘇聯答應出錢資助孫文和國民黨，指導和支持他重新掌權。不過，孫文首先得收復他在華南的失地廣州，以顯示他還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然後，為了表示政治上的誠信，孫文還允許經驗還不豐富的中國共產黨黨員加入國民黨。

在他離開廣州的這段日子裏，華南的局勢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他以前的同僚陳炯明將軍發動叛亂並把他趕出廣州之後，孫文又同周邊的雲南和江西的軍閥結成聯盟——這兩地的軍閥都是陳炯明的敵對力量。這兩支軍隊與孫文的北伐軍殘部以及陳炯明手下的部分逃兵進行整合，包圍了廣州城。陳將軍做出了明智的選擇，宣布自己已經厭倦政壇，搬出自己的辦公室，順利出走香港。這一切都發生在越飛到達上海莫裏哀路的兩天前，因此孫文現在可以直接返回廣州，恢復其非常大總統的職務，這樣就符合了莫斯科給他提供援助的第一個條件。

這一次，大家格外小心。為了確保安全，慶齡和孫文被安置在珠江下遊河南島上一座廢棄的工廠裏，珠江構成了一道天然的屏障，房屋的結構也十分堅固，可以抵擋大炮的轟擊。這棟被棕櫚樹和九重葛遮住的三層小樓，每一層都有環繞的陽台，樓上則被重新改裝成了寬敞的大房間。墻壁上則有身體幾乎透明的壁虎在那裏嬉戲交配。孫文的辦公室位於一樓。為了確保安全，來訪者還必須經過他的加拿大籍保鏢、職業拳擊手馬坤的進一步盤查。一位曾拜訪過孫氏夫婦的美國人對見面的場景仍記憶猶新：

我們在廣州的那幾個月裏，即便是在半公開的場合裏，每次見到大元帥的時候也都能看到孫夫人的身影，此外還有那位天生好鬥、時刻保持警惕的馬坤先生緊隨其後。一個星期日的上午，我們有幸去那棟位於水泥廠裏的住宅會見孫文。那位與他形影不離的加拿大籍保鏢站在孫文書房入口處樓梯下的角落裏，監視著我和妻子的一舉一動，似乎是要確保我和妻子不會傷害他的主人。

到了5月，確定孫文已經在廣州站穩腳跟之後，莫斯科發來電報，告訴他答應過的援助物資已經上路。

多年之後，慶齡和埃德加·斯諾在一間巧克力店裏談起了與蘇聯結盟的事。

“當時只剩下聯俄這一條路了嗎？”斯諾問道。

“是的，可以這麽說。”慶齡回答道。

1923年10月6日，米哈伊爾·鮑羅廷乘坐一艘中國輪船來到廣州。與他同船抵達的還有200只被暴風雨淹死的綿羊。剛一上岸，他就被帶到了位於河南島的那座水泥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