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與熊共舞（第3/14頁）

最終，經過一場生死考驗之後，我於當天晚上成功與孫文在炮艦上會合。隨後我們便化裝去了香港。

孫文在逃亡的過程中曾遇到一支敵軍，不過沒有被他們認出來。他的衛兵們手持槍，護送著他登上了國民黨的“永豐”號炮艇，後來慶齡就是在這條船上與他會合的。他們暫時安全了，孫文不甘心就這樣乘船逃亡，於是一幹人馬只能在船上等待。他現在急需援助，但他發出第一封電報後，蔣介石並沒有做出回應。6月18日，越來越陷入絕望之中的孫文給蔣介石發出了第二封措辭嚴肅的電報：“情況危急，切盼馳援。”

雖然孫文此時已經陷入亂局之中，但這一次，蔣介石決定出馬了。他迅速從上海南下，到“永豐”號上與孫文會合。接下來的56天裏，這艘船變成了他們浮動的指揮部，蔣介石似乎要準備組織反擊。據說，聽到蔣介石又回到了廣州的消息，陳炯明的臉色“變得鐵青”，他緊皺眉頭說：“有他在孫先生身邊，肯定會出不少鬼點子。”這話後來成了不易之論，不過這一次蔣介石並沒有采取什麽行動。

炮艇上熱得跟蒸籠一般，船上的人差不多快給蒸熟了。他們的白色制服和便服經過渾濁的江水長時間的洗滌，已經變得看不出原來的樣子。為了消遣，蔣介石開始閱讀福爾摩斯偵探小說。到了晚上，他便帶著一幫突擊隊員溜上岸去采購食物（也許也會忙裏偷閑找點小樂子）。在一個個漫長的白天裏，為了表明他現在已經改掉壞脾氣，蔣介石還會與大家輪流打掃甲板。

我們很難相信，蔣介石是出於真正的騎士精神才會在這個時候前來幫助孫文，並做出這些不符合他性格特點的事。截至當時，每當孫文遇到困難或挫折，蔣介石都會離他而去。對孫文發出的第一封求助信，他沒有做出任何反應，但第二次卻應聲而至。細查後來發生的一些事情，以及蔣介石的一些信件，我們可以發現，蔣介石是受他在上海的那些右翼朋友的派遣才回來幫助孫文的。因為那些人比蔣介石看得更清楚，知道這是蔣介石躋身國民黨高層的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誰在這個不幸的黑暗時刻像桑丘·潘沙[1]那樣來幫助這位堂吉訶德式的老革命家，都會讓他感激終生。看到孫文對蘇維埃俄國和馬克思主義越來越感興趣，蔣介石的那些密友們深感不安。起初他們的擔心或許有些誇張，但後來的事實證明，他們是正確的。

如蔣介石所料，他那堅毅而又謙遜的表現給孫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孫文認定這位年輕的軍人已經可以擔當革命大任。最終他們厭倦了“永豐”號上的生活，便化裝潛入香港，然後借道香港返回了上海，繼續謀劃下一次的行動。

蔣介石的迅速崛起指日可待。

他們離開的這段時間裏，陳炯明將軍的軍隊燒毀了孫文在廣州的住所，焚毀了他所有的手稿——只有幾份秘密文件得以幸免。從留下的這幾份文件來看，走投無路的孫文已經開始準備懇求蘇聯援助他的革命事業。這些極具煽動性的文件在香港的《電訊報》上發表後，在保守的海外華人社區裏引起了軒然大波。當時的人們對布爾什維克幾乎是一無所知，他們能夠了解到的只有各種駭人聽聞的謠傳。河內法文報《東京未來》[2]在1922年7月24日發表的文章指出：“陳炯明政府披露的一批原始資料，證實了孫文與德國駐莫斯科大使（前駐北京大使）馮·辛策正在籌備建立中俄德聯盟的計劃。”

在舊金山，孫文原先加入的秘密會社致公堂憤怒地宣布，因孫逸仙“與布爾什維克秘密勾結”，已經將他逐出門墻。

此事在華盛頓的調查局（聯邦調查局前身）也引起了不小的恐慌。此前，由於俄國的布爾什維克運動，以及猶太人在世界範圍內密謀通過建立工會來推翻現有的工業秩序等事情，美國調查局已經變得惶恐不安。一絲不苟的美國調查局局長威廉·J.伯恩斯決定對孫文進行立案調查，他質問美國國防部情報局：這位孫逸仙到底是什麽來頭？伯恩斯迫切地想弄清楚孫逸仙是不是猶太人，是否與猶太人有某種聯系，或者是否得到某些國際猶太人利益集團的支持。海軍情報處處長很有分寸地回答說，看不出孫逸仙與猶太人有任何形式的聯系，此外“也沒有證據表明他與布爾什維克或其他激進主義運動有關聯。孫文一直被認為是一個激進主義者，中國的保守派也稱他為激進分子。他的激進主要表現在其制訂的那些不切實際的經濟發展計劃上，那些計劃超出了中國的現實需要和未來需求，也超出了中國財政能力所能承受的限度”。看來，至少在美國海軍部眼裏，孫文並非一個布爾什維克，他只不過是一個怪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