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清宮外史上 第五九章（第2/8頁）

“星叔的議論很公平。”醇王說道，“如今得想個法子，替此老平氣。我今天已面奏了，仍舊要請他到福建督師，倘或以此芥蒂，托病不出，如之奈何？”

“要駁延樹南這個折子很難。因為……。”

因為延煦官居禮部尚書，大臣失儀，據實糾參，是他禮臣分內之事，即令措詞失當，旁人亦很難說話。孫毓汶解釋了原因，卻又下了一個轉語，認為只有一個人，身分地位不同，有資格糾正延煦。這個人就是醇王。

“如果要我說話，我一定說。”醇王慨然答道：“同治初年，五爺掌宗人府，亂出些花樣，叫人受不了，當時我忍不住上了個折子，上頭還說我措詞太偏激。不妨引用這段故事，為左季高說兩句公道話。星叔，就煩您動筆。還有，宣戰的旨稿，不知道帶來了沒來？”

“帶來了！”

許庚身將一份底稿交了出來，退到一邊去為醇王擬折，先找來一份邸抄，細看了延煦的原折，略略構思，提筆寫道：

“內閣奉上諭：延煦奏：六月二十六日萬壽聖節行禮，左宗棠秩居文職首列，並不隨班行禮叩拜，據實糾參一折，左宗棠著交部議處。欽此。臣初以為糾彈失儀，事所常有，昨閱發下各封奏，始見延煦原折，其飾詞傾軋，殊屬荒謬。

竊思延煦有糾儀之職，左宗棠有失儀之愆，該尚書若照常就事論事，誰日不宜？乃借端訾毀，竟沒其數十年戰陣勛勞，並詆其不由進士出身，甚至斥為蔑禮不臣，肆口妄陳，任情顛倒。此時皇太後垂簾聽政，凡在廷臣上之居心行事，無不在洞燭之中，自不能為所搖動，特恐將來親政之始，諸未深悉，此風一開，流弊滋大。臣奕譞於同治年間，條陳宗人府值班新章，雖蒙俞允所請，仍因措詞過當，奉旨申飭，今延煦之疏，較臣當日之冒昧不合，似猶過之。謹恭折陳奏。”

寫完遞給醇王，他認為措詞得體，深為滿意。隨即交代謄正呈遞。然後繼續推敲那道宣戰詔書的文字。

這道詔書，乃是“曉諭天下臣民”，面面連篇累牘，指責法國無理，一直敘到馬尾之敗，申明不能不宣戰的苦衷，說是“若再曲予含容，何以伸公論而順人心？特揭其無理情節，布告天下。”接下來便是激勵各省文武官員，軍民人等，奮勇立功。其中特別提到劉永福：“該員本系中國之人，即可入為我用，著以提督記名簡故，並賞戴花翎。統率所部，出奇制勝，將法人所占越南各城，迅圖恢復。”

此外，照例聲明“通商各國，與中國訂約已久，毫無嫌隙，斷不可因法人之事，有傷和好。”諄諄叮囑，務必保護，而以“當體朝廷保全大局至意”這句話作結，暗示名為宣戰，其實仍有談和的余地。

宣戰詔書中值得推敲之處還多，但調兵遣將，猶有許多大事要籌劃，也就只能草草定稿。而就在這時候，陸續又已送來好些軍報，大都由北洋轉遞，其中最要緊的兩件，一件是張佩綸打給李鴻章的電報，說“炮台一路洗平，閩必不守，綸必不歸”，表示與福州共存亡的決心，李鴻章加了一句話：

“徒為焦急。”

另一件是上海道邵友濂的電報，他從洋人那裏打聽到一個相當可靠的信息，孤拔“擬率船往他處，聞志在北洋。”這兩個電報合在一起來看，令人無從判斷，法軍的真正意向，究竟是在攻占福州，“據地為質”來勒索兵費，還是大舉而北，直叩京畿？

但不論如何，福州勢急，北洋勢緩，目前當然救急為先。醇王對於張佩綸的“綸必不歸”那句話，頗感欣慰，認為有此必死的決心，則誘敵登岸，深入內地，可以相機聚殲，即令起初仍舊受挫，亦無大礙，只要援軍接得上，終可反敗為勝。

軍務部署只有許庚身最熟悉，當時提出建議，一面起用鮑超，盡速召集舊部，添募新兵，由四川總督丁寶楨負責籌餉征船，送鮑超所部，自大江東下，到江西起岸待命，一面改派幫辦廣東軍務的張樹聲星夜援閩。同時電飭兩江總督曾國荃，不論在那一項公款中，立即提用二十萬銀子，解交福建，作為援閩客軍的軍餉。

談到這裏，已經過午，醇王又匆匆趕到宮中，“遞牌子”請見慈禧太後。當天便有兩道“明發”，一道是宣戰詔旨，另一道是準了醇王的奏，將延煦“交部議處”，有了這道上諭，對左宗棠才有交代。這天夜裏由許庚身銜命親訪，面述朝廷倚重之意。左宗棠一則受不了孫敏汶他們多方排擠的閑氣，再則亦不服老，三則一向以諸葛武侯自命，當此“危急存亡之秋”，正是“鞠躬盡瘁”之時，一口答應：“到福建去打法國鬼子。”

宣戰詔書不但見諸邸抄，而且上海的《申報》，已經全文發布，通國皆知，可是並沒有激起什麽同仇敵愾的義憤，只惹起清議的紛紛指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