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2/8頁）

三月五日，張學良到達河南衛輝，此地南濱大河，西控上黨，號稱天下之中，他與韓麟春召集第十軍軍長於珍、第十七軍軍長榮臻、第五軍軍長趙恩臻及炮兵司令鄒作華等高級將領會議，決定分三路前進，於珍指揮中路、趙恩臻指揮西路、榮臻指揮東路，限一星期內渡過黃河，進逼鄭州。

在會議中，張學良下了極嚴厲的命令：嚴守軍紀，不礙害民擾民。原來張學良雖未正式受過西方教育，但從青年會到京奉鐵路，他的外國朋友很多，頗為向往西方文明；革命軍出師以來，只為部下恪守軍紀，到處受到百姓的歡迎與支持，以致所向無敵，對他是個極大的啟示。再細想一想，馮玉祥的部隊打不散，亦是由於紀律嚴明；此外孫傳芳的部隊，軍紀比較好，戰鬥力就比較強。奉軍的裝備、訓練、士氣都是第一流的，就是軍紀太壞，以致於楊宇霆在江蘇，地方上一聲號召，群起而攻，不須有什麽行動，就垮下來了。因此，他這一回決心要洗刷“奉軍紀律最壞”的名聲。

因此，這一回奉軍由於黃河鐵橋已斷，不得不用船只渡河時，破天荒地是用相當合理的價格，雇用民船，而非蠻不講理的征用；同時亦停止了拉伕，出價雇用伕子來運輸輜重，使得河南老鄉，大感驚奇。

三路泰軍，由於珍所指揮的中路開始，分別在鄒作華的重炮部隊支援之下，強行渡河，直撲鄭州，還發動了飛機助攻。同時張作霖給了吳佩孚一封電報，指責他“敵來犯境，則退讓不遑；友來假道，則屏絕不許”，措詞很不客氣。見此光景，吳佩孚黯然退出鄭州，轉往豫西鞏縣，暫時歇足。

哪知馮玉祥的部隊，已由陜西出動，而潼關守將張治公則投降了奉軍；但在洛陽的所謂“鎮嵩軍”劉鎮華部，卻又響應馮玉祥。雙方部隊一層夾一層，形勢搞得非常復雜，如果吳佩孚未離豫西，奉軍不能自鄭州攻洛陽的鎮嵩軍，張治公便有為馮玉祥、劉鎮華夾擊之危。因此，張學良派人持專函去見吳佩孚，信中很客氣地請“吳老伯移居鄭州”，實際上是要他讓路。吳佩孚置之不理，韓麟春等人便老實不客氣要動武了；以關雲長自許的吳佩孚，變成了兵敗的“劉皇叔”，棲棲皇皇地遁往南陽。

其時國民革命軍的發展，真所謂“順天應人”，大軍所到，無不歡迎，以致孫傳芳一敗於江西，再敗於福建，三敗於浙江，四敗於安徽，五敗於江蘇，三月什三日國民革命軍克復南京後，於四月十八日由國民黨正式發表文告，國民政府決定奠都南京；軍事方面繼續北伐，肅清了黃河以南，而山西的閻錫山，亦已決定與國民革命軍合作。在這樣的情況下，奉軍不能不放棄隴海退守河北。

北洋軍閥，如今只剩下一個張作霖了。時移勢轉，他只有在兩條路中挑一條走，不是退守關外，便是獨挑大梁。張作霖挑了後面的一條路。

挑這一條路，是由於張宗昌的慷慨陳詞。六月十六日下午，張作霖在順承王府召集會議，商討“最高問題”，亦就是否自封“海陸軍大元帥”組織軍政府？張宗昌站起來發表議論：“現在的敵人，跟以前不一樣了，似前不管是哪一系，打來打去都是北洋自己人。吃了敗仗的，過一陣子照樣再起來：現在敗給革命軍，可真是把命都革掉了。與其坐著等死，不如痛痛快快大幹一番，幹不過人家，再回關外也不遲。老帥有了“大元帥”這個銜頭，就算出關，也跟孫中山在廣東一樣，仍舊可以撐起一個場面來。”

張作霖連連點頭，“最高問題”便這樣決定了。當天張作霖發表通電，表示討赤到底；但對反共者，暗示可以妥協。同一天由孫傳芳、張宗昌領銜，會同奉軍將領通電擁護張作霖。北洋政客梁大詔、曹汝霖等亦支持張作霖為北洋最高領袖。

兩天以後，張作霖在西苑懷仁堂就任“陸海軍大元帥”，當天發表兩道命令，一道是“制定中華民國軍政府組織今”；一道是特任潘復為國務總理，負責組閣。

其時馮玉祥、閻錫山已先後加入革命陣營。但馮玉祥與蔣介石，在意見上有嚴重的歧異；原來國民黨內部正在鬧“寧漢分裂”。

蔣介石與馮玉祥在徐州初次會晤，雖經李烈鈞等人極力溝通，一而馮玉祥始終拒絕蔣介石的要求，即是不願率軍沿京漢鐵路肅清武漢。最後鬧到馮玉祥不辭而別，徑回開封。

因此馮玉祥之加入國民革命軍，對奉軍並不構成新的威脅，但閻錫山加入國民革命軍，便成了奉軍的肘腋心腹之患。張作霖幾次派代表勸閻錫山回頭，不得要領之後，終於在十月初“明令討伐”。

閻錫山亦知晉奉之戰勢不可免，在軍事上早有部署，但晉軍自民國以來，一貫采取守勢，備多力分，加上力量原不及奉軍，所以一經接觸，首先在京漢路上，為張學良、韓麟春殺得“軍資遍野，骸骨積山”；接著京綏路亦告失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