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心腹之患，起於肘腋，僥幸敉平，但善後事宜，不僅僅止於整理軍隊，張作霖最頭痛的是兩件事，第一是地方元氣大傷。奉系本來就不受歡迎，經過這一場事變，通貨膨脹、益發貶值；而一向以理財見長的奉天省長王永江又因為態度上同情郭松齡，內不自安，已辭職回返金州故裏，使得地方財政問題，益形嚴重。

第二是郭松齡之失敗，主要原因是受制於日本關東軍。張作霖對日本人的野心有深刻的了解；對於應付日本人，他多年來抱定一個宗旨：不亢不卑，公私分明。你要我張作霖個人幫忙，一句話，交個朋友嘛！但如果日本想在東北地方獲取什麽喪權辱國的利益，他總是須先透過日本顧問，設法疏解；萬一疏解不成，便來個硬挺，甚至用“口說無憑”四字來作“擋箭牌”，日本人拿他亦無可奈何。

這一回關東軍幫了他這麽一個大忙，顯然不能施展“硬挺”這個法寶。因此他越發重視“公私分明”這個原則，先派他的顧問陸軍大佐町野武馬到旅順，先行致謝，同時安排他親訪旅大。

日本在滿洲的軍人及官員，對此都表示歡迎。他到了旅順、大連以後，分別拜訪關東廳長官兒王、關東軍司令白川、滿鐵總裁松岡；然後將他在正金、朝鮮兩銀行的存款約五百萬日圓，全部贈送白川，請他支配，分贈日本出力人員，他說：“日本人講武士道精神，仗義扶傾，施思不望報；但中國人講思義，雖一飯之恩，亦不能不報。這一回是我張作霖個人受了關東軍絕大的恩惠，只有盡我個人的力量來報答。”

張作霖的這番舉動，大出日本滿洲的軍政負責人的意外，當時竟無法作任何表示。張作霖專為辦此事而來，事畢，無片刻逗留，專車返回沈陽；這番舉動，幹脆利落，做得非常漂亮。日本人很佩服，他自己亦很得意。

其時已是年底，國內的局勢卻起了變化。首先是馮系大將李鳴鐘指揮以張之江一軍為主力的國民軍攻占天津後，馮玉祥向執政府保薦孫嶽為直隸軍務督辦兼省長。此舉引起李鳴鐘的高度不滿，聯絡了馮部的幾員大將，向馮玉祥表示，天津是他們打下來的，國民二軍、三軍並無功勞，為什麽督軍、省長都給了國民三軍的孫嶽？

但馮玉祥有馮玉祥的打算，第一、他知道張作霖與“十省聯軍總司令”吳佩孚，都以他為假想敵，形勢孤單，需要籠絡孫嶽；第二、李景林雖然失敗，但實力仍在，與張宗昌合組“直魯聯軍”後，定會回師反撲，那時孫嶽不得不打頭陣，自己則可相機行事，進退不受牽制。好在他駕馭部下，另有一套手法，只要說一聲：“我辭職，你們看誰來幹？”大家便都讓步了。

就在這擾攘不安之際，有個新聞人物到了北京，這個人就是為段祺瑞極端賞識與尊重的徐樹錚。

段祺瑞由於黃膺白不考慮後果而魯莽發動的“首都革命”，因緣時會，得以復起執政；但整個北京都在馮玉祥控制之下。段祺瑞知道徐樹錚的個性，與馮玉祥決難相處；而且馮玉祥的嫡親舅舅，曾任袁世凱的軍政執法處處長，外號“陸屠夫”的陸建章，曾因擁護馮國璋、反對段祺瑞的原因，於民國七年夏天，在天津為徐樹錚所殺。有此一段深仇，馮玉祥不會放過徐樹錚，所以段祺瑞不但不願意找他來襄助，而且在十四年一月，給了他一個“考察日本及各國政治專使”的名義，厚給旅費，組織了一個相當規模的考察團，促他出洋。

徐樹錚在這一年中，遍遊歐美，聲華甚盛；所至各國，往往由元首及當政者接見，尤其是在意大利，與墨索裏尼密談至兩小時之久，即有傳聞，說徐樹錚已代表段祺瑞與墨索裏尼達成了一個軍火借款的協議。

當郭松齡發動奉變時，徐樹錚已由日本回到上海，受到各界隆重的歡迎，孫傳芳並特地到上海去看他，並相偕至南通訪晤張謇，在在看出政局可能正在醞釀一個極大的變化。

見此光景，段祺瑞大起戒心，密電上海，叮囑徐樹錚暫時不要去北京；因為張作霖正在醞釀入關，而奉軍跟徐樹錚過去的合作，很不愉快，他這一去，在奉張是個刺激，會加深猜疑，於大局有害無益。

但徐樹錚認為考察回國理當回京復命；同時自以為是在北洋軍人中唯一具有國際聲望的領袖之一，沒有人敢對他有何不利的行動，因此還是不顧一切地摒擋北行。

他是帶著隨員，由海道赴天津的，到津那天，正值李景林兵敗逃入租界，而郭松齡在大雪天逃命的十二月甘三日。有人為他向英國領事館借了一輛汽車，直駛北京。謁見段祺瑞時，相對而跪，抱頭痛哭；這一副眼淚是哭國事，還是哭段祺瑞坐困愁城的境遇，就全不分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