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16章 財政部長的新座駕

他想到首都去碰碰運氣，就借了路費去北京。有一段時間，他在北京大學圖書館做助理員，一個月八塊大洋，剛夠生活。他的職責之一是登記來圖書館讀報的人名。不少是當時著名的文化人，他想跟他們攀談，但他們都是些大忙人，沒有時間聽一個圖書館助理員講南方土話。他感到受了冷落，並對此一直耿耿於懷。

不到六個月，他就打道回府，路費還是借的。他繞道上海，為去法國的朋友送行，1919年4月回到長沙。他此行見識了大都市的文化生活，但最後還得回來做外省的小學教書匠。對民國政府深感失望和不滿讓他覺得它跟滿清王朝一樣無能。他開始嘗試尋求更激進的救國方式。

一個激進的學生會在長沙成立，他負責編輯會刊《湘江評論》。由於經濟窘迫，這個學生周刊只出了五期，就停刊了。

1919年10月5日他的母親去世了。他母親得了淋巴結核，他曾給她寄藥方，把她接來長沙治病。在他跟母親的關系中，母愛是無私的，他的感情卻是既強烈又自私。母親死前他對她說，他不忍心看她痛苦的樣子，想讓她給他留下一個美好的印象。他要離開一下。

在母親臨終之際，他首先考慮的仍然是自己的感受，而不是母親的希望。他能毫無顧忌地對她直說，顯然了他性格的冷漠無情。對於他的父親，他也沒有什麽感情，對父親的死，他的反應簡直就是冷酷。他的父親1920年1月23日死於傷寒，死前想見兒子一面。但他沒有回去，也沒有對他的死表示任何悲傷。

他喜歡激進的活動，這把他帶向另一個旅途，並將決定他的一生命運。在1918年到1919年湖南人民驅逐軍閥張敬堯和唐天喜的戰爭中，他就組織學生親自參加。在這場戰爭結束後，他曾隨學生代表團前往北京，在北京各院校演講。作為湖南的活躍分子，他由此結識了好些知名人物，包括自由派的領袖胡適，著名的馬克思主義者黎壽昌。

就在這一次的旅途中，他遇上了改變他終生的一個人。這個人是中國情報部門的特工中的佼佼者，觀察了他很久，這個人當時在籌組“信息收集處”，想要吸收他和他的同學加入，他欣然同意了，並開始為這個秘密的情報組織工作。

他所在的這個組織涉及範圍很廣，並不僅僅局限在國內。蘇維埃俄國由於和中國直接接壤，更是這個組織關注的對象，而正如同中國情報部門的領導人所擔心的那樣，蘇維埃政權自誕生以來，就一直對中國興趣濃郁。

組建中國共（布）黨並不是黎壽昌的主意，也不是任何一個中國人的主意。這個主意來自莫斯科。自1919年起，新生的蘇俄政府便成立了“共有國際”，以求在全世界鼓吹革命，推行莫斯科的旨意。在中國，一項龐大的秘密計劃在5月付諸實行，旨在扶持起一個親布爾什維克的中國政府。此後莫斯科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軍火，欲使其領導下的中國黨員能夠奪取政權。

從1920年開始，布爾什維克黨人便陸續的潛入中國。共有國際在上海等大城市建立了組織和活動站。中國的情報部門對布爾什維克黨人的行動密切關注，並在此後配合中國的警察機關破獲了絕大多數的布爾什維克黨人的活動站。而他這時還沒信仰馬克思主義。但是通過工作的關系，他開始接觸布爾什維克黨人的宣傳品。在收繳上來的大量宣傳品中，很多刊登了介紹列寧和蘇俄政府的文章。他開始受到吸引，漸漸的著了迷。由於布爾什維克的學說很契合他的思想，此後他便開始留心收集相關的東西。

幹這種事他可以說是時刻提著腦袋，因為在現在的中國，搞共有主義活動不但犯法，而且會判重刑，並遭到整個社會的唾棄。盡管危險很大，但他還是沉溺於其中不能自拔。他決心在中國實現列寧的理想。他利用自己的職權，想辦法和莫斯科取得了聯系。莫斯科對於他的“投誠”當然大喜過望，很快，他便成了中國地下黨組織和莫斯科的重要聯絡人之一。

沒有材料表明他是怎樣入黨的，履行了什麽手續。但由於他本身從事情報工作的關系，他成了“自己人”。1921年7月，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布爾什維克黨人在中國成立了一個外圍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從中發展黨員。在長沙找的聯絡人之一就是他。也就是說，他已經算是共有黨的成員了。9月，他給在法國的朋友寫信，說他“深切的贊同”“用俄國式的方法去達到改造中國與世界”。這是他第一次明確表達他信仰共有主義。

他邁出這一步，並不是熱烈追求信仰的結果，而是機遇：他正好在某一時間出現在某一地點，接受了某一份恰到好處的工作，由此進入了一個由強大外國主持的新興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