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歷山大·帕納古裏斯（第4/18頁）

當你在伊塔卡登岸，

尤利西斯，你將感到何等不快？

如果你面臨的是另一種生活，

那又何必匆匆到來？

我認為在醫院裏聽他講話的那一天，我真正成了他的朋友。後來我又多次去雅典，如果說每次都使希臘當局感到不快，那也沒有辦法。盡管他們不敢阻止我入境，但邊防警察要我填寫別人從來不用填寫的表格。我在雅典停留的日子裏，他們非常注意我的每一個行動。監視我並不困難，因為我住在阿裏斯托法諾斯大街的住宅裏，那裏的電話是受控制的，還有四個穿制服的警察和不知道多少便衣警察，24小時不間斷地監視著這所住宅的每一扇門窗和整條大街。

從心理上來說，好像阿萊科斯還在坐牢，而我與他一起進了監獄。有一次他陪同我去克裏特島，在那裏待了五天。整整五天，始終有人跟蹤和監視我們，並且向我們進行挑釁。我們去伊臘克林參觀克諾索斯[2]，警察的汽車在半米的距離盯著我們。我們進餐廳吃飯，他們便把汽車停在那裏等我們。我們去參觀博物館，他們守在門口等我們。我們經常看見他們從相反的方向過來，因為他們可以通過無線電裝置獲得信息。真是一場噩夢。在幹尼亞機場，我遭到一名便衣警察的侮辱。在去雅典的飛機上，我們被安排在最後兩個座位上，整個旅途受到監視。回到雅典後，我們不能在比雷埃夫斯港口享受一頓不受監視的晚餐，因為警察馬上就會發現和跟蹤我們。甚至在一位因心臟病而去世的民主黨部長的葬禮上，他們還折磨我們。還有，帕帕多普洛斯一直沒有同意我采訪他，但是根據希臘駐羅馬使館的說法，似乎他願意接受我的采訪。多麽遺憾！如果能問問帕帕多普洛斯先生什麽是民主，什麽是大赦，那一定是很有趣的。如果能告訴他，無論阿萊科斯走到哪裏都被當做民族英雄來歡迎，那就更有趣了。人們在路上攔住他，擁抱他或者試圖去吻他的手。出租汽車司機讓他在禁止停車的地方上車。汽車司機停車向他致意。咖啡館不讓他付錢也是經常的事。一句話，大家都支持他，與他站在一起，只有為軍政府服務的人才反對他。看到這些不尋常的現象，使我終於對這位難以理解的人有了一點認識。我明白了一些問題，例如他的煩惱和不悅，他對永遠得不到的平靜的渴望，這種渴望通過無法控制的憤怒表現出來，還有他那無濟於事的大膽，生氣地給國內最強有力的人約安尼迪斯打電話，對他進行挑釁，唆使他再次逮捕他。或者他效仿尤利西斯的狡黠和尤利西斯的心血來潮，從各種含義上說，他跟尤利西斯越來越相似了。還有當他看見衛城時，竟熱淚盈眶，因為衛城是他所信仰的一切的象征。他的沉默是憂郁的，但是也有短暫的歡樂使他重新得到幾小時或幾分鐘的青春。有時他突然爆發出孩子般的笑聲，有時也意想不到地開玩笑，但這種玩笑會由於情緒的突變而立刻消失。他對給他寫情書、向他公開發出邀請或對他施展詭計的女人所表現的端莊是過分的，甚至是清教徒式的。而且，無論是他過去的風流事，還是目前的私生活，他對任何人都只字不提，因為“一個正經的男子漢不這樣行事”。他是個膽怯、頑固、自豪的人。一千個人的特點集中在一個人身上，你總能想方設法為他開脫。關於他暗殺的事他是這樣說的：“我不想殺人，我也不會殺人。我要殺的是暴君。”他的話多麽令人高興呀。

與此同時，他申請護照。對他來說，弄到申請護照的必要證件就很不容易了。無論他到哪個機關去要求，都遇到重重障礙。例如格利法達市政府證明不了他的出生。他的名字突然從注冊本上消失了，只有雅典娜的名字，而沒有他的名字。為此，他毫不掩飾地苦笑著說：“我沒有出生，注意到了嗎？我還沒有出生。”但是一天早晨，他從外面回來，高興地跳著說：“我出生了！我出生了！”誰知道他們為什麽改變了主意。七天後，一個星期一，他們發給了他護照：只是往返一次有效的護照。三小時後我們乘上飛往羅馬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飛機動身了。但是我們離開時的情景也是不尋常的。通過海關、邊防警察和行李檢查後，我們來到候機室。突然一大群便衣警察挑釁性地把我們圍住了。後來，擴音器通知旅客登機，我們來到第二號門，出示了我們的登機卡。他們把我們推到後面。“為什麽？”阿萊科斯問道。沒有回答。“我們有護照和登機卡，我們已經辦了一切手續。”沒有回答。其他旅客都進去了，搭上了大轎車，又從轎車上下來進了機艙。飛機就等著我們兩人了。但是我們無法靠近舷梯。更糟糕的是沒有人向我們作任何解釋，也沒有人向把我們當做大人物陪伴的意大利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員作解釋。10分鐘，15分鐘，20分鐘，25分鐘，30分鐘過去了……我不明白為什麽過了30分鐘後，他們又允許我們上飛機了。也許他們給公安部的頭目打了電話。也許這個頭目又報告了帕帕多普洛斯，而帕帕多普洛斯認為在最後的時刻阻止阿萊科斯動身的錯誤做法，就國際上來說也是通不過的。但是我還有一件事不明白。我不明白為什麽在關上機艙的門以後，飛機在跑道上還停留了40分鐘。那天地面指揮塔並沒有出什麽毛病。機艙裏籠罩著窘迫不安的氣氛。但是當我們飛上了天，飛上了世界上最蔚藍的天空以後，這種氣氛就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