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卡裏奧斯大主教（第2/11頁）

采訪馬卡裏奧斯是幾個月後在紐約進行的。那幾天，聯合國正在討論土耳其從其在塞浦路斯島的占領區撤退的問題，而這種撤退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會議處於白熱化狀態。為了聽取會議的討論情況和監視那個他想見一見的基辛格的舉止行動，馬卡裏奧斯中斷了倫敦的流亡生活，在普拉察飯店訂了一套房間。他在無數衛隊士兵的保護下在那裏籌劃回國之計。我在那裏見到了他，先後兩次同他共進行了約六小時的談話。他沒有像以往那樣穿戴著掛滿金銀珠寶的華麗服飾，他接見我時穿著一件十分端莊的藍色長袍。當時，他61歲，但外表顯得比年齡更老，似乎他所經歷的悲劇使他一下子變老了。我們幾乎很快就打破了寂靜，也就是當我問他能否抽支煙時寂靜就打破了。我忘了別人對我的叮囑：會見他時不要抽煙，因為宗座忍受不了煙草的氣味。但是這一次他卻嘆了一口氣說：“我能抽嗎？我太想抽煙了。”說完，他給我看了看被尼古丁染黃的手指。這與其說是打破寂靜，還不如說是一種默契：荒唐可笑而又意想不到的默契。數年前，我還覺得這個人是個可惡的敵人，而現在卻在我的面前成了個可尊敬的人，一個天稟聰穎而光彩奪目的人。我對我們所談的一切都感到興趣十足，甚至感到欣喜萬狀。交談過程中，他時而穿插進一些奇聞軼事。他才思敏捷，只要一提起某個名字，如鐵托，或毛澤東，或納賽爾，或周恩來，就足以使他從中敷演出一段歷史，描繪出一幅令人入迷的畫像。不用說，我是懷著感激的心情傾聽著他訴說他對獨立和自由的酷愛的。關於馬卡裏奧斯，人們可以寫一部絕妙的書！當然，在這種情況下，我不願意取基辛格的角色來寫這部書，因為他是馬卡裏奧斯深惡痛絕的人。當錄音機的話筒關上的時候，他直截了當、毫不含糊地告訴我說，美國國務卿和中央情報局對塞浦路斯的政變事前早有所聞。“是基辛格開了綠燈！”當他說這句話的時候，他的聲音失去了慣常的溫和語調。

我們作為朋友相互道別。在門口，他低聲對我說：“簡·奧斯汀的那個忠告……對您也適用。可惜您是個女人。”我回答他說：“可惜您是個神甫。”後來，我們約定在塞浦路斯再見。我當時就預見到他將會一帆風順地回到那裏。八個月後，我同亞歷山大·帕納古裏斯一起在那裏果然又見到了他：在一次禮節性拜訪中見到了他。（1968年，那些校官在全島搜捕帕納古裏斯。由於馬卡裏奧斯委托其屬下的內政部長蓋奧爾加吉斯給他發放了一張假護照，帕納古裏斯才免遭逮捕。）他在政府大廈中一間樸實無華的辦公室裏接見了我們。他請我們喝咖啡。他擺動著食指抗議道：“您在那次采訪中讓我說了些什麽啊！我當時實在不謹慎。”與此同時，他的眼睛裏流露出笑容。但是他的面容已變得更加疲憊不堪，他的背駝得更厲害了。他成了某個政權的具體體現，這個政權就像流著血的傷口那樣在受苦受難，但它卻是唯一能為世界接受的政權。

奧裏亞娜·法拉奇（以下簡稱“法”）：宗座，我提一個魯莽的問題：您是否還要回塞浦路斯去？

馬卡裏奧斯大主教（以下簡稱“馬”）：我當然要回去，這是肯定無疑的！我將於11月回去，最晚也不晚於12月。行期將完全由我自己決定。我至今尚未回去，只是因為我等待著希臘政府撤換那些在反對我的軍事政變中負有責任的軍官，也因為我想留在這裏親自聽取聯合國關於塞浦路斯問題的辯論。我並沒有提出過辭職，我不明白，為什麽要對我回國一事提出疑問。我沒有任何理由不回國，除了那些擔心自己將受到審判和懲罰的人之外，也沒有任何人反對我回國。我不打算去審判和懲罰那些人，那將有損於國家的團結。不言而喻，這並不意味著我企圖歪曲歷史。恰恰相反，我願意全世界都清清楚楚地了解所發生的事件。但是我願意摒棄種種懲罰和報復的手段。我將宣布大赦，那些因為我要回國而嚇得發抖的人可以安心。何況，他們是為數很少的幾個人。與軍事政變前相比，今天人民更加擁護和支持我。他們渴望能再見到我。99%的人是站在我一邊的。

法：99%的居民包括土耳其族塞浦路斯人在內。宗座，我不相信他們會滿腔熱情地想重新見到您。

馬：我同意您的說法，我也不認為大多數土耳其族人會擁護我。恰恰相反，我以為就是土耳其族副總統登克塔什[1]先生一想到我要回國也是不高興的。但是我並不為此擔心，將同登克塔什先生和土耳其族會談的不是我本人，而是克萊裏季斯